股票期權已成為員工薪酬方案的重要特徵。從1992-2000年，美國的員工股票期權值從110億增加到1190億美元，增長了10倍以上。其吸引力足夠明顯：它們向員工提供激勵，幫助吸引和留住合格員工，在身處財務困境的公司還能取代現金報酬。一項新研究表明還有另一個好處：它們可以是融資源泉，特別是對外部融資成本高的公司而言。 香港科大的Ilona Babenko和Yuri Tserlukevich及其研究夥伴Michael Lemmon說，股票期權對公司有吸引力，是因為在行權時，它們提供現金和稅務利益，並往往是在股價高、公司很可能有良好投資機會時行權。這意味著，對投資的需求高於內部資源時，公司能增加其投資。 作者考查了2000-2005年期間1,400多家公司的行權和投資，來證明這一點。通過行權賺取的資金與投資增加相關。 ... 閱讀更多

社交網路已證明有助於企業家獲得新辦企業所需的人才、資本和知識。但問題是，他們是如何形成這些網路的？何種網路能提供最佳機會？ 香港科大的譚志德以荷蘭開放源軟體行業為背景考慮這個問題。在其研究的時段1999-2004期間，該行業支離破碎，剛剛開始在各不相關的活動和營運者之間形成聯繫。因此有可能看清企業家是如何構築其網路的。 他說：「各種會議和商務會見等行業活動是企業家分享知識、發展行業標準和組織集體行動的獨特臨時場合。由於2005年前各項活動都沒有開始轉變成集體行動，所以在荷蘭行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在不同活動之間搭橋特別富於成果。」 譚考查了45次行業活動的出席率、網路構築和企業家所在公司隨後的表現之間的聯繫，證明搭橋如何令企業家受益。 他通過記錄搜索（連接兩次活動的典型受訪者）來衡量活動的出席率 ... 閱讀更多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對首席執行官是否為公司增值的爭論又舊話重提。有的觀點認為，核心能力、公司產品品質、其他員工和利益相關人，甚至運氣等其他因素是決定公司績效的更重要的因素。但是迄今為止，能解決首席執行官價值問題的證據少得出奇。 主要障礙是如何衡量首席執行官對公司的影響。香港科大Sudipto Dasgupta及其研究夥伴Yuk Ying Chang和希志以一項首席執行官離職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並「拍攝」了「之前及之後」的對比快照。他們發現，不錯，首席執行官的確至關重要。 此項研究評估了1992-2002年期間298名自動和被迫離職的首席執行官，它考慮了三個因素：股市對離職消息的反應，首席執行官隨後在管理人才市場上的成功度以及首席執行官離開後公司的績效 ... 閱讀更多

平行進口，特別是藥物進口，近年引發激烈爭論。平行貿易商從價格低廉的市場-如實行價格管制的市場-輸入藥物，再售予實行有限度價格管制或毫無管制的市場。這種形式的套戥令美國關注從加拿大平行進口的處方藥物的問題；在歐洲的自由價格市場，如德國、英國及瑞典，也有大量從西班牙、法國及義大利等實行價格管制國家進口或再進口的藥物。 美國是藥物等研發密集產品的主要製造國。它沒有價格管制，也不容許平行進口。近期美國國內辯論的焦點是，應否放寬像藥物這類的研發密集產品的平行進口限制。 對製造國消費者來說，平行進口使價格下降，而較低廉的價格似乎是好事，但製造國制藥業的反對聲音指出平行進口使價格下降以致來自知識產權的利潤減少，最終阻礙研發投資。然而，香港科技大學的黎麟祥教授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Gene M ... 閱讀更多

香港科大陳泰元以及Ashiq Ali和Suresh Radhakrishnan所做的一項研究認為，與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面臨不同的利益衝突，即「代理問題」，而這可影響其收益品質和披露做法。 作者說：「由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而造成的代理問題，在家族企業中不那麼嚴重，但是控股股東與非控股股東之間產生的問題則較嚴重，這些差異影響了公司的資訊披露。」 作者發現，這些差異導致家族企業提供品質較好的財務資訊披露和品質較差的公司治理資訊。 一方面，家族企業得以牽制經理的機會行為（即「第一類」代理問題），因為其巨大的持股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監控經理，他們熟悉公司，並往往會有較長遠的投資視野。 另一方面，他們的控股地位可能導致其不惜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來謀取個人利益（即「第二類」代理問題）。 作者用各種衡量方法，對比了1998 ... 閱讀更多

毋庸置疑，產品傷害危機會損害一個品牌，但此類危害對不同品牌的損害各不相同。其影響取決於公司的行動和消費者的反應。Yi Zhao（香港科大前博士生，現為佐治亞州立大學教師）、香港科大的趙鷹和Kristiaan Helsen發展的新模型找到了衡量該反應的途徑，使品牌經理能制定出更好的應對策略。 傳統的模型假定消費者無法確知產品品質，因此他們依賴通過使用產品、價格、廣告和其他工具收集的資訊來更新其預期。傳統智慧認為，消費者收集的資訊越多，對品質就越有把握，但在產品傷害危機中這種情況是極不可能發生的。 作者說：「消費者獲得的有關品牌的新資訊越多，與該品牌相關的消費者感知風險就會越低。當新資訊與已有知識一致時，這種觀點通常是正確的。但是，當這種新資訊與消費者的已有知識不一致時，就可能會提高其對品牌品質的感知變異。因此 ... 閱讀更多

在任何給定時間，組織機構都面臨解決多種難題的問題，那麼他們如何判定哪些問題應首先得到關注呢？香港科大的Bilian Ni Sullivan考查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如何處理這個問題。FAA要處理人為和非人為（比如飛機）問題，且必須制定新的規則來應對每個問題。 典型的決策理論傳統智慧認為，組織機構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Sullivan的研究結果支持這一觀點（反方觀點是如果有節制地分配注意力，比如東方內觀(Eastern mindfulness)法，那麼就有充足的容量）。像FAA這樣的機構必須處理層出不窮的許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性質非常複雜，需要多方共同解決 - 這些情況不利於內觀。 在注意力容量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在決定把精力投向哪里時，往往把問題的緊迫性擺在問題的重要性前面。 Sullivan說， ... 閱讀更多

套利者通常被視為利用高於和低於定價之間的差距來履行價格修正的角色。但是新的研究顯示，他們有一個額外的、重要的角色：作為企業投資資本的供應商。 香港科技大學蔡達銘和他的研究伙伴Mila Getmansky、Brian Henderson 和Heather Tookes專注於可換股債券，這是各式各樣的企業一項重要的融資來源，特別是對公司股票價格屬於低迷的困境企業而言。當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發行可轉換債券需求方面的決定性因素上，這一群作者著眼於供給方面- 即是由套利者所提供的。 「可換股市場的大小，有時候可以同新股發行市場互相媲美。一般相信可轉換債券套利對沖基金購買了超過百分之75發行的可轉換債券。」他們如是說。 這些對沖基金提供一個良好基礎來研究影響發行的供應方面，因為能夠從中把資金供應的重要措施給隔離出來 ... 閱讀更多

信息技術的進步對供應鏈管理作出了重大影響。由於能令更多現成的信息更容易獲取，它為供應商提供了提高效率的缺口。但是，各種信息的格式顯示每一種都會帶來不同的影響，供應商著手建立或調整其供應鏈時明白這一點是有用的。 香港科技大學的張盛浩和張崎崚考慮了兩種信息活動類型的影響 - 信息共享及預訂信息 - 顯示它們可以改善供應鏈管理，雖則對供應商和零售商來說並不總是雙贏局面。 他們專注研究一個均衡的訂貨狀況，即供應商試圖理順需求而要求某些零售商在某些日子補充訂單，例如一個在星期一，另一個星期二，如此類推。當信息活動被納入這個模式之中，供應商便有能力進一步把需求均勻起來和管理妥當。 當信息共享出現時，零售商同意與供應商共享銷售點數據，因此供應商可以更加了解下游需求而作出相應計劃。一個例子可以是超市與莊臣共享數據 ... 閱讀更多

掌控制造成本可能是一項非常複雜的任務，在大公司中更是如此。傳統的成本法以長生產運作期間和靜態規格為假定條件，但在今天的許多動態環境下，生產批量較小，產品組合廣泛，且經常轉換工序，這種假設就不具備相關性。因此，新的成本法正日益受到關注，而當這類成本法有助於提高工廠績效時，就更為引人矚目。 引人關注的一種方法是作業成本法（英文是activity-based costing，縮寫ABC）。它把間接和支援服務的費用分開，比如勞動力和機器工時成本，並依據這些作業的驅動因素分配這些費用。這為經理提供了有關資源成本的及時資訊，但它能直接促進工廠績效嗎？ 此前的研究表明，其證據正反摻半，且往往以主觀因素為基礎，比如經理對作業成本法之經濟效益的看法。香港科大陳泰元及其研究夥伴Rajiv D. Banker和Indranil R ...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