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給定時間，組織機構都面臨解決多種難題的問題，那麼他們如何判定哪些問題應首先得到關注呢？香港科大的Bilian Ni Sullivan考查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如何處理這個問題。FAA要處理人為和非人為（比如飛機）問題，且必須制定新的規則來應對每個問題。

典型的決策理論傳統智慧認為，組織機構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Sullivan的研究結果支持這一觀點（反方觀點是如果有節制地分配注意力，比如東方內觀(Eastern mindfulness)法，那麼就有充足的容量）。像FAA這樣的機構必須處理層出不窮的許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性質非常複雜，需要多方共同解決 - 這些情況不利於內觀。

在注意力容量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在決定把精力投向哪里時，往往把問題的緊迫性擺在問題的重要性前面。

Sullivan說，「根植於機構壓力的問題『緊迫性』可能促使機構更快地採取行動，提出解決辦法，但不一定能真正解決問題。」

她考查了FAA針對1983-2000年期間人為和非人為事故與事件而擬訂的規則，以此尋找這方面的證據。每一條擬議的規則都有一個備案編號，所以她能從規則的提出時間一直追蹤到最終定稿。

Sullivan發現，出現額外問題時，規則最終定稿的可能性提高4.4%，但這一定稿與規則的重要性沒有顯著的關係，因而為緊迫性觀點增添了砝碼。

此外，某些類型的問題得到更多關注，這取決於開始起作用的其他問題。如果人為問題的數量增加，對所有人為問題的規則定稿就會增加，而非人為問題的規則定稿就會減少，反之亦然。這證明，注意力廣度是有限的這一觀點是正確的。

另一個影響到解決辦法之產生的因素是行業業績。其他研究已經證明，面臨虧損時，組織機構往往更敢於冒險，也更有可能實行變革，而面臨盈利時則相反。Sullivan證明，當航空業業績低下時，新問題對規則產生的正面效應增強。

她說：「鑒於航空業的更多安全問題往往伴隨著較低下的平均行業業績，新問題所引發的緊迫性效應可能會提高，這是因為，在行業業績水準低下的情況下，向公眾保證管理局正努力致力於確保公眾安全有著更為重大的必要性。」

最後一個考慮因素是問題的複雜性。Sullivan證明，在緊迫性下面，注意力更多被導向複雜程度較低的解決辦法，這可以從規則定稿所涉及的利益群體的數量等方面看出來。

總而言之，她說：「在提出規則的階段，不同領域（如人為和非人為）的問題競相出現時，注意力會用於問題最多的領域。在規則定稿階段，制定規則的速度受到新問題所引發的緊迫性的影響。」

以FAA為例，所有新問題往往促使FAA將更多的規則定稿，行業業績會顯著緩和緊迫性效應，而緊迫性則與不同種類的規則所享有的現有優先性相互作用。她說，總體上，研究結果突出了在評估問題與解決辦法的注意力分配中具體情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