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对首席执行官是否为公司增值的争论又旧话重提。有的观点认为，核心能力、公司产品质量、其他员工和利益相关人，甚至运气等其他因素是决定公司绩效的更重要的因素。但是迄今为止，能解决首席执行官价值问题的证据少得出奇。 主要障碍是如何衡量首席执行官对公司的影响。香港科大Sudipto Dasgupta及其研究伙伴Yuk Ying Chang和希志以一项首席执行官离职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并「拍摄」了「之前及之后」的对比快照。他们发现，不错，首席执行官的确至关重要。 此项研究评估了1992-2002年期间298名自动和被迫离职的首席执行官，它考虑了三个因素：股市对离职消息的反应，首席执行官随后在管理人才市场上的成功度以及首席执行官离开后公司的绩效 ... 阅读更多

平行进口，特别是药物进口，近年引发激烈争论。平行贸易商从价格低廉的市场-如实行价格管制的市场-输入药物，再售予实行有限度价格管制或毫无管制的市场。这种形式的套戥令美国关注从加拿大平行进口的处方药物的问题；在欧洲的自由价格市场，如德国、英国及瑞典，也有大量从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等实行价格管制国家进口或再进口的药物。 美国是药物等研发密集产品的主要制造国。它没有价格管制，也不容许平行进口。近期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应否放宽像药物这类的研发密集产品的平行进口限制。 对制造国消费者来说，平行进口使价格下降，而较低廉的价格似乎是好事，但制造国制药业的反对声音指出平行进口使价格下降以致来自知识产权的利润减少，最终阻碍研发投资。然而，香港科技大学的黎麟祥教授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Gene M ... 阅读更多

香港科大陈泰元以及Ashiq Ali和Suresh Radhakrishnan所做的一项研究认为，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面临不同的利益冲突，即「代理问题」，而这可影响其收益品质和披露做法。 作者说：「由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而造成的代理问题，在家族企业中不那么严重，但是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产生的问题则较严重，这些差异影响了公司的信息披露。」 作者发现，这些差异导致家族企业提供品质较好的财务信息披露和品质较差的公司治理信息。 一方面，家族企业得以牵制经理的机会行为（即「第一类」代理问题），因为其巨大的持股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监控经理，他们熟悉公司，并往往会有较长远的投资视野。 另一方面，他们的控股地位可能导致其不惜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谋取个人利益（即「第二类」代理问题）。 作者用各种衡量方法，对比了1998 ... 阅读更多

毋庸置疑，产品伤害危机会损害一个品牌，但此类危害对不同品牌的损害各不相同。其影响取决于公司的行动和消费者的反应。Yi Zhao（香港科大前博士生，现为佐治亚州立大学教师）、香港科大的赵鹰和Kristiaan Helsen发展的新模型找到了衡量该反应的途径，使品牌经理能制定出更好的应对策略。 传统的模型假定消费者无法确知产品品质，因此他们依赖通过使用产品、价格、广告和其他工具收集的信息来更新其预期。传统智慧认为，消费者收集的信息越多，对品质就越有把握，但在产品伤害危机中这种情况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作者说：「消费者获得的有关品牌的新信息越多，与该品牌相关的消费者感知风险就会越低。当新信息与已有知识一致时，这种观点通常是正确的。但是，当这种新信息与消费者的已有知识不一致时，就可能会提高其对品牌品质的感知变异。因此 ... 阅读更多

在任何给定时间，组织机构都面临解决多种难题的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判定哪些问题应首先得到关注呢？香港科大的Bilian Ni Sullivan考查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如何处理这个问题。FAA要处理人为和非人为（比如飞机）问题，且必须制定新的规则来应对每个问题。 典型的决策理论传统智慧认为，组织机构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Sullivan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反方观点是如果有节制地分配注意力，比如东方内观(Eastern mindfulness)法，那么就有充足的容量）。像FAA这样的机构必须处理层出不穷的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性质非常复杂，需要多方共同解决 - 这些情况不利于内观。 在注意力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在决定把精力投向哪里时，往往把问题的紧迫性摆在问题的重要性前面。 Sullivan说， ... 阅读更多

套利者通常被视为利用高于和低于定价之间的差距来履行价格修正的角色。但是新的研究显示，他们有一个额外的、重要的角色：作为企业投资资本的供货商。 香港科技大学蔡达铭和他的研究伙伴Mila Getmansky、Brian Henderson 和Heather Tookes专注于可换股债券，这是各式各样的企业一项重要的融资来源，特别是对公司股票价格属于低迷的困境企业而言。当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发行可转换债券需求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上，这一群作者着眼于供给方面- 即是由套利者所提供的。 「可换股市场的大小，有时候可以同新股发行市场互相媲美。一般相信可转换债券套利对冲基金购买了超过百分之75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他们如是说。 这些对冲基金提供一个良好基础来研究影响发行的供应方面，因为能够从中把资金供应的重要措施给隔离出来 ... 阅读更多

信息技术的进步对供应链管理作出了重大影响。由于能令更多现成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它为供货商提供了提高效率的缺口。但是，各种信息的格式显示每一种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供货商着手建立或调整其供应链时明白这一点是有用的。 香港科技大学的张盛浩和张崎崚考虑了两种信息活动类型的影响 - 信息共享及预订信息 - 显示它们可以改善供应链管理，虽则对供货商和零售商来说并不总是双赢局面。 他们专注研究一个均衡的订货状况，即供货商试图理顺需求而要求某些零售商在某些日子补充订单，例如一个在星期一，另一个星期二，如此类推。当信息活动被纳入这个模式之中，供货商便有能力进一步把需求均匀起来和管理妥当。 当信息共享出现时，零售商同意与供货商共享销售点数据，因此供货商可以更加了解下游需求而作出相应计划。一个例子可以是超市与庄臣共享数据 ... 阅读更多

掌控制造成本可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在大公司中更是如此。传统的成本法以长生产运作期间和静态规格为假定条件，但在今天的许多动态环境下，生产批量较小，产品组合广泛，且经常转换工序，这种假设就不具备相关性。因此，新的成本法正日益受到关注，而当这类成本法有助于提高工厂绩效时，就更为引人瞩目。 引人关注的一种方法是作业成本法（英文是activity-based costing，缩写ABC）。它把间接和支持服务的费用分开，比如劳动力和机器工时成本，并依据这些作业的驱动因素分配这些费用。这为经理提供了有关资源成本的及时信息，但它能直接促进工厂绩效吗？ 此前的研究表明，其证据正反掺半，且往往以主观因素为基础，比如经理对作业成本法之经济效益的看法。香港科大陈泰元及其研究伙伴Rajiv D. Banker和Indranil R ... 阅读更多

由于会计制度的原因，一些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商业活动并不能在传统的会计报表得到体现。这意味着仅仅依赖会计盈利的投资者可能无法获悉公司经营状况的全貌。解决办法之一是充分利用10-K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信息。10-K年度报告是证监会的强制要求，它包含了比会计盈利更多的有用信息。但投资者对10-K报告予以了足够的关注吗？ 香港科大的尤海峰及其合作者Xiao-Jun Zhang认为，投资者对10-K报告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尽管10-K报告包含的信息能预测未来的会计盈利能力，但投资者对10-K报告往往反应不足。 作者说：「当公司呈报其10-K报告时，很多主要信息很可能已经披露给公众。每股收益、销售增长率和其他重要指标往往提前数周甚或数月在收益新闻和电话会议中披露。因此，投资者往往把10-K的呈报看作是一种形式 ... 阅读更多

病毒性营销以电子口碑的形式，让人们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向朋友传递营销信息。成功的话，病毒性营销活动能够迅速蔓延，潜在的覆盖范围广阔。营销人员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掌控过程及调整策略，提高成功机会。 纵使有些病毒活动的表现出色非凡，例如：联合利华的一套病毒视频在2006年头十天吸引了超过 230万次的观看，比起美国榄球超级杯大赛的广告，公司网站多了三倍多流量。然而，失败的例子也很多。香港科技大学的Ralf van der Lans和他的研究伙伴：Gerrit van Bruggen, Jehoshua Eliashberg和Berend Wierenga，为了改善这种活动的发展前景，设计出一个模式来预测病毒营销活动可以接触多少顾客、如何演变、如何依赖市场营销活动。 他们表示： ...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