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给定时间，组织机构都面临解决多种难题的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判定哪些问题应首先得到关注呢？香港科大的Bilian Ni Sullivan考查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如何处理这个问题。FAA要处理人为和非人为（比如飞机）问题，且必须制定新的规则来应对每个问题。

典型的决策理论传统智慧认为，组织机构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Sullivan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反方观点是如果有节制地分配注意力，比如东方内观(Eastern mindfulness)法，那么就有充足的容量）。像FAA这样的机构必须处理层出不穷的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性质非常复杂，需要多方共同解决 - 这些情况不利于内观。

在注意力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在决定把精力投向哪里时，往往把问题的紧迫性摆在问题的重要性前面。

Sullivan说，「根植于机构压力的问题『紧迫性』可能促使机构更快地采取行动，提出解决办法，但不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

她考查了FAA针对1983-2000年期间人为和非人为事故与事件而拟订的规则，以此寻找这方面的证据。每一条拟议的规则都有一个备案编号，所以她能从规则的提出时间一直追踪到最终定稿。

Sullivan发现，出现额外问题时，规则最终定稿的可能性提高4.4%，但这一定稿与规则的重要性没有显著的关系，因而为紧迫性观点增添了砝码。

此外，某些类型的问题得到更多关注，这取决于开始起作用的其他问题。如果人为问题的数量增加，对所有人为问题的规则定稿就会增加，而非人为问题的规则定稿就会减少，反之亦然。这证明，注意力广度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另一个影响到解决办法之产生的因素是行业业绩。其他研究已经证明，面临亏损时，组织机构往往更敢于冒险，也更有可能实行变革，而面临盈利时则相反。Sullivan证明，当航空业业绩低下时，新问题对规则产生的正面效应增强。

她说：「鉴于航空业的更多安全问题往往伴随着较低下的平均行业业绩，新问题所引发的紧迫性效应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在行业业绩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向公众保证管理局正努力致力于确保公众安全有着更为重大的必要性。」

最后一个考虑因素是问题的复杂性。Sullivan证明，在紧迫性下面，注意力更多被导向复杂程度较低的解决办法，这可以从规则定稿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的数量等方面看出来。

总而言之，她说：「在提出规则的阶段，不同领域（如人为和非人为）的问题竞相出现时，注意力会用于问题最多的领域。在规则定稿阶段，制定规则的速度受到新问题所引发的紧迫性的影响。」

以FAA为例，所有新问题往往促使FAA将更多的规则定稿，行业业绩会显著缓和紧迫性效应，而紧迫性则与不同种类的规则所享有的现有优先性相互作用。她说，总体上，研究结果突出了在评估问题与解决办法的注意力分配中具体情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