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是坊間的熱議話題之一。高管對公司和股東價值作出的貢獻是否得到公平的回報，他們的薪酬是否過高？這個問題之所以很難找到答案，原因在於很難衡量薪酬與貢獻，但現在Bang Dang Nguyen和Kasper Meisner Nielsen用發人深省的代理人理論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考查了股價對高管猝死作出的反應，並將這種反應與高管薪酬聯繫起來。 他們說：“這種方法的思路是股價對猝死作出的反應等於已故高管所做貢獻的預期價值減去相對於預期替代的薪酬。”作者將這些股價波動與已故高管的異常薪酬對比，以相對於同等規模的同類公司的超額薪酬作為衡量指標。 他們確定了1991至2008年149起美國首席執行官和高管（總裁、董事會主席、首席財務官、首席營運官和副總裁）猝死事件。儘管薪酬方案、年齡和其他特徵大相徑庭 ... 閱讀更多

安然公司、泰科國際、世界通信公司……即便不是投資者或經濟學家，也知道這是二十一世紀初發生醜聞的三家最臭名昭著的公司。2002年，為了應對這類醜聞和其他失當行為，美國國會以絕大多數票一面倒地通過了《薩賓斯-奧克斯利法》（薩奧法），意在強化公司治理和財務報告。該法旨在恢復投資者對美國市場的信心。美國市場不僅包括美國公司，還有1,300多家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負有報告義務的境外私人發行人。 薩奧法號稱大蕭條以來公司治理、財務披露和公共會計實務方面最重要的立法，也是美國歷史上爭議最多的商法之一。批評者指責該法是對引人矚目的公司不法行為作出的倉促政治回應，給發行人造成了巨額淨成本。 李系考查了薩奧法對交叉上市境外私人發行人股東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交叉上市境外私人發行人是美國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 閱讀更多

關於不當督導可如何導致部屬的組織偏差即不端行為，已有大量著述。但是，正如連匯文、D. Lance Ferris、Rachel Morrison和Douglas J Brown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文章通常會在結尾帶上一筆：反之可能亦然。那麼到底該怪誰？主管還是部屬？作者開展了一項全新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 首先，他們指出，與不當督導和組織偏差相關的理論並未給出任何線索。例如，根據受害理論，主管或部屬都可以說是在作出受害者的反應。根據轉向攻擊理論，督導或部屬都可能是在將其敵意轉移到較安全的目標。根據自我調控失敗理論，督導或部屬都可能是在將個人資源用於心目中的威脅，因而調控偏差衝動就力不從心。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鑒於這方面方向不明，作者決定建構實證測試，試圖理出到底是不當督導導致了部屬的不端行為， ... 閱讀更多

你想租一套公寓，仲介給你看同一價位的兩套一臥公寓的說明單張。公寓甲在面積、公共交通和櫥櫃空間上更理想；公寓乙則在景觀、光線和裝修上得分更高。你會作何選擇？如果你用頭腦思考，公寓甲的“認知維度(cognitive dimensions)”會勝出，但如果你聽從內心，則“情感維度(affective dimensions)”會促使你選公寓乙。 大量文獻表明，消費者不是以認知（即基於理性的）方式作出判斷和決定，仔細評估和權衡目標屬性，就是以情感（即基於感覺）方式作出判斷和決定，對目標或瞬間的感覺作出主觀的情感反應。後來的研究發現了與這兩種決策方式相關的數個獨特屬性：情感式基於感覺的決策往往更快，更不加思索，而認知式基於理智的決策通常更慢，更深思熟慮。還有大量的研究探討了消費者決策時在何種條件下依賴感覺 ... 閱讀更多

高管薪酬差距指首席執行官的薪酬顯著高於其他高管的情況，這已經成為一個應該引起投資者警惕的問題。例如，穆迪氏將巨大的薪酬差距視為信貸風險。陳治鴻、黃媛和魏國強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薪酬差距也會影響股本成本。 資本成本是管理者在進行資本預算和公司融資決策時的一項重要考慮因素，因為高成本意味著導致增長機會的項目減少。這也能反映投資者在配置資源時權衡風險回報時的考量。所以，凡是會增加成本的因素，都是值得關注的因素。 作者考慮了高管薪酬差距方面的兩派觀點：一派認為高管薪酬差距會提高資本成本，另一派認為高管薪酬差距不會影響資本成本，或是會降低資本成本，並用大量資料核對這兩派觀點。 第一個觀點涉及管理層權力，認為薪酬反映了高管的議價能力。如果首席執行官的薪酬顯著高於其他高管，這表明首席執行官地位穩固 ... 閱讀更多

品牌聯盟指兩個或更多的品牌聯手搞行銷，這種聯合行銷活動理論上應對所有參與者有益。但是使品牌聯盟達到最佳“契合度”的理論卻很薄弱，而收集資料並確定最佳衡量尺度很困難，使問題更複雜化。原因是品牌在戰略上形成聯盟，令調研工作變得艱巨。現在研究人員填補了這一空白。他們創建了一個模型，用來衡量消費者給真實品牌的評級以及他們對不同品牌組合的喜好。 Ralf van der Lans、Bram Van den Bergh和Evelien Dieleman所做的研究闡明了對品牌聯盟產生不同反應的原因所在，並檢驗了這些原因，即使在表面上這些聯盟可能令人提出一些疑問。 作者說：“為什麼在一級方程式賽車上，紅牛與不太相似的品牌日產英菲尼迪聯手，而不與品牌形象更相似的法拉利聯手 ... 閱讀更多

假定你是開發新型手機配件的高科技公司研發主管。一年前公司撥了2億美元預算，用於研發新型電池，而不是新型手機螢幕。迄今為止已經花掉1億美元，專案完成了75%。此時，公司聽說一位競爭對手剛剛推出一款手機電池，價格比你們便宜，電池壽命也比你們的長。你如何在手機電池專案（提高耐用度、減輕重量、減少污染）與手機螢幕專案（改進亮度，提高顯示清晰度，改進色彩顯示）之間分配餘下的1億美元？現在假設你不是專案的發起人，而只是其中一個團隊的發起人，這會如何改變你的決策？ 在上述情況下,決策者經常表現出決策偏差，這稱為“承諾的升級”。這往往發生在先前投資失利時，你必須決定是繼續投資以收回沉沒成本，還是終止投資，避免進一步損失。在這些所謂的“升級情況”下，決策者對其原來的失敗方案往往會繼續投資，甚至會增加投資 ... 閱讀更多

大公司往往要應對資訊系統投資方面數以百計的決策問題。但為什麼批准某些決策而否決另一些決策，以及這與公司資訊系統原則有何關係，這些問題尚未進行過妥善的研究。一項新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研究人員開發了一個模型，並在一家從事多種業務的《財富》50強企業內將該模型運用於實際決策過程。 這項工作的核心是希望確定以何種決策依據來決定資訊系統組合的優先次序，以及該決策依據是否符合資訊系統原則。 作者Prasanna Karhade、Michael J Shaw和Ramanath Subramanyam表示：“決策依據與公司資訊系統原則不吻合，不僅有可能導致將投資配置於不恰當的資訊系統舉措，而且可能造成公司錯失資訊系統所帶來的關鍵戰略商機。” 因此，他們制定了決策依據的特徵，並分析這在以下兩種策略下是如何應用的 ... 閱讀更多

在速食店收銀台、網上或超市，我們每天都可能有無數機會看到別人作出消費決定。有時，這些顧客可能隨後會觀察我們作出選擇的情景，也許他們會看到我們把同樣的產品扔進購物籃。Young Eun Huh、Joachim Vosgerau和Carey K. Morewedge 等研究人員所作的一項研究表明，這類觀察並非無關痛癢，實際上最終會影響我們所做的選擇。 正如我們與別人相伴時會模仿他們的語言和表達那樣，觀察別人作出消費決定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行為。作者構想了論點和進行試驗來證明箇中的運作機制。 “我們認為，一個人面對尚未形成喜好的眾多選項時，觀察另一個人的選擇時，該選擇有機會成為社會的「默認選擇」。我們都有可能選中或模仿社會默認選擇，除非他認為不宜採納這種選擇或在作出決定時有足夠的認知進行權衡。” ... 閱讀更多

如果你看到一瓶夏敦埃酒從7.00美元降到6.99美元，你會覺得便宜了嗎？很可能會，於是你決定買下來。實際上，這瓶酒只便宜了一美分，因此一點也不划算！如果價格從7.08美元降到7.07美元，你或許就不會買了。這都是因為左邊的數字[7]變小的緣故。 這種“左邊數字效應”是Utpal Bhattacharya、Craig W. Holden和Stacey Jacobsen所做研究的一部分。這項研究考查圍繞整數（比如是7而不是7.28）的買賣失衡情況，不過他們的研究重點並非超市貨架，而是金融市場。正如他們指出的那樣，在一個理想的世界中，發起交易的人同樣有可能在任何定價位買賣。但在真實世界中，他們往往會以整數閾值(thresholds)作為價值參照點。如果證券交易員以整數為參照點 ...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