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治理问题变得日益重要，股东权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课题。理论上，股东权利大，应该能减低股东所要求的资本成本，并减少过度投资，但迄今为止尚无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现在，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陈建文、陈治鸿（香港科大前博士生，目前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魏国强依据1990至2004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查股东权利和股东的资金成本的关系。他们发现，较强的股东权利显著降低了股东的资金成本，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把股东权利从偏低加强到偏高，股东的资金成本可以降低34个百分点。 他们对两个变量都采用了特定的衡量尺度。股东权利以公司治理指数衡量。公司治理指数则包括公司章程里反收购以及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数目。较高的公司治理指数，代表权力对管理层倾斜，削弱股东的权利。 ... 阅读更多

期待也许是最甜蜜的奖赏，但是，与许多事情一样，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得不等待太长时间，如果你期待的东西是别人为你决定的，如果你事先对物件或经历想得太多，那么这种期待很可能会逐渐消失。 这些有关期待复杂性的发现源自Elaine Chan（香港科大前博士生，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科大Anirban Mukhopadhyay对消费延迟以及选择是否起作用的研究。 其他研究已经发现，延迟可产生对立的效应，提高或降低期待，但哪种结果占上风却不得而知。选择似乎是一个因素，因为这些研究通常要求人们评估由实验者为其选择的东西。于是，作者决定要看一看当人们自主选择时会如何。 他们用「享乐」产品 - 戏票、音乐会票和巧克力 - 做三个实验，希望让人们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会引发期待感，从而能更深入地研究这种现象。 ... 阅读更多

子宫孕育条件和出生条件已经日益证明对人的健康和寿命有长期影响。同样，研究表明，新组织的筹建和创办条件可能会影响到新组织能否运作和生存下去。 与那些在较强劲的环境下诞生的组织相比，在不利条件下创办的组织在其整个存在期间，似乎面临更高的倒闭危险。研究人员把这种效应称为「密度延迟」，但其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矛盾的。在有些情况下，在竞争者众多的环境（高密度）下创办的组织，倒闭率持续较高，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然。 Jeroen G Kuilman、李家濤和Ivar Vermeulen着手梳理乱麻，探明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密度会损害组织的生存几率。 他们密切考查了影响组织的动态因素，从开始组建之时到开始营运 - 即所谓的进入前生态系统。 他们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各种密度水平会有不同的效应，这取决于诸多因素，如组织所进入的群体的正当性 ... 阅读更多

如今的经理往往必须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员工打交道，要么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管理海外分公司的外派任务，要么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国内日益多元化的员工群体。新的研究表明，如果他们过于关注文化差异，反倒很可能会做错。 香港科大樊景立及其研究伙伴的报告认为，个体差异远大于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经理需要铭记这一点。 作者说：「跨文化管理领域的盛行观点认为，经理需要改变其领导行为，以便适应所在国的特定文化特征。但这一建议没有考虑文化价值观的个体差异，如权力距离倾向。」 他们承认，权力距离，即个人如何看待组织机构中的地位、权限和权力，的确已经证明是因国家而异的。例如，中国的员工比美国的员工显示出更高的权力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对经理更顺从，把领导视为优越者和精英。不过，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个体差异比国家差异更为显著。 ... 阅读更多

权证通常比相应的期权价格更高. 表面上看这种情况似乎有违逻辑。然而，权证受到频繁交易者的青睐，所以，除价格外，还有其它因素在发生作用。香港科大的张处与毕业于香港科大的李钢考查并发现了一些显著的非价格因素。 他们证明，权证的流动性高于期权。长期权证的短期回报高于其相应的期权。 这些论断的依据是一项以香港恒生指数（HSI）为标的的权证与期权的研究。从交易量看，香港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权证市场。在研究所涵盖的2002-07这段时期，市场的每月成交额从70亿港币增加到3970亿港币。期权交易的增长步伐要温和得多，从2002年的10.4亿港币增加到2007年的142亿港币。这已经扣除了权证价格较高的因素。 作者说：「权证的信用风险高于期权，所以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权证的交易价格应该低于期权。但是我们发现 ... 阅读更多

外派经理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两种互相抵触的要求：执行其跨国公司的策略和适应子公司与东道国的具体情况。经理对这些要求能否应付裕如，可影响到子公司的成功与否。因此，跨国公司了解如何充分利用其经理的海外经验事关重大。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决策自主权。如果经理有更多的自主权安排工作和执行任务，比如在海外子公司引入新产品或服务，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很好地适应新岗位。此外，这种正面效应影响到他们与东道国国民的互动能力以及适应东道国环境的能力。所有三个因素都能强化外派人员的总体适应性，从而有益于跨国公司。 然而，如果跨国公司用全球整合策略强化对子公司活动的集中领导，经理同时受到这种策略的牵制，那种正面效应就会减弱。 香港科大的竹内理树和李家涛以及Jeffrey P Shay ... 阅读更多

资产市场的流动性随时间发生剧烈变化 - 这一事实在最近的金融海啸中变得显而易见，可谓惨痛之至。「流动性」可以定义为买卖一定数量资产的价格影响。「流动性」是非流动性的反面，并在2008年期间急剧下降。 直到最近，以实证方法检验流动性为什么在市场层面发生变化一直都有局限性。香港科大的Mark S. Seasholes及其研究伙伴通过研究纽约股票交易所（简称「纽交所」）做市商的头寸和交易收入，来弥补这一差距。在纽交所，做市商也被称为「专家」。Seasholes及其研究伙伴用专有数据计算专家的总持仓（头寸）和专家的总交易收入。 专家的持仓和交易收入能预示市场流动性的未来变化。如果专家今天持有大量有风险的头寸，那么来日流动性就会下降。如果专家最近亏损了，那么来日流动性也会下降。流动性下降以较大的买卖差价测量 ... 阅读更多

雇员认同工作群体的程度可能受到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例如，在男性占多数的群体中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受到男性同仁的负面评价，并且为获得相似的报酬而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这种不均衡不仅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群体的认同度，而且也会影响到工作场所中的冲突感。 不过想一想这种情形：在当今流动性与日俱增的世界里，同一个组织机构中的人员可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并通过电子方式沟通交流。在有形接触减少的情况下，人口统计学差异是否仍有显著影响呢？ 香港科大的Prithviraj Chattopadhyay和 Elizabeth George及其研究伙伴Arthur D. Shulman认为不会。他们证明，尽管在群体性别差异高的情况下，在男性占多数的组织机构中，女性对工作群体认同度较低，而任务和情感冲突度较高 ... 阅读更多

决策者常常需要在得失之间作出抉择。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探讨人们在各种有风险的选择之间如何做出抉择，以非此即彼的情形即得或失为重点。但是香港科大的麦雅仕和George Wu认为这种方法可能并不符合现实情景。 他们说：「在真实世界中，大多数决策是混合式赌博，同時存在得與失的可能性。」 「以前的研究所做的基本假定是，得和失的评估是可以分割的。这等于是说，混合式赌博是通过将得与失两部分的估计相加来评估的。但是，我们证明，对得失分割性所必需的双匹配公理具有系统性违背现象。」 通过涉及数百人的数十次试验，他们证明，在混合式赌博情景中，人们不一定选择概率差额最佳的选项。 例如，在一个试验中，参与者需要在H和L两个结果之间作出选择。H获利4,200元的概率是0.50，损失3,000元的概率也一样。L获利3,000元的概率是0 ... 阅读更多

一个新海外市场开放了，少数外国公司进驻该市场，为公司及其产品开创一片天地。这些早期的卓越从业者在建立其「群体」合法性中能起到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成功能造福于表面上的竞争对手，即跟随其进驻该市场或比他们逊色的公司。 这种增强作用是合法性溢出的结果，并具有切实的好处。从高等级到低等级，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更容易获取资源，原因是它们从事经营的所在社区把它们视为一个群体。 香港科大的Jeroen G Kuilman和李家涛通过证明这一点如何在1847-1935期间上海外资银行业中发挥效应，来阐明这一观点。1847年，首家外资银行（一家英国银行）在上海落户，而1935年则标志着白银危机和上海时运的衰落。在此期间，上海成为一个主要金融中心，数个国家的银行在这里落户，提供了一个检验合法性溢出的封闭现实环境。 ...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