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策略不可避免地要考慮企業所處的政治環境。在聯邦制度下，情況可能很複雜，這是因為一個政黨可能在全國政府執政，而另一個政黨可能在州級或省級政府執政，即政治多元主義，另一種情況是國家級和省級政府都由一個政黨控制，即霸權。新的研究表明，這種差異會對商業產生溢出效應，在政治多元主義環境下，公司更有可能擴張。 Rajiv Krishnan Kozhikode和李家濤考查了印度的銀行。印度實行聯邦制，中央政府制訂銀行建立分支機搆的政策，但每個邦對政策的實施擁有主要決定權。建立分支機搆的政策由此產生了差異，表明政治多元主義對組織機構的影響。 作者說：「組織機構應享有更大的行動自主權，因為政治多元主義會導致較少的政府干預。雖然在全國性政府和低於全國級別的政府之間，對公共政策的權力不是均衡分配的，但是在政治多元地區 ... 閱讀更多

自信是首席執行官不可或缺的特質。自信能幫助首席執行官勇於承擔風險、傳達其願景，並說服別人追隨他們。但是當自信過頭，變成自負或自大時，就可能使公司處於不利境地。 研究人員已經證明，自負的首席執行官導致其公司付出更高的收購代價，依靠內部融資而非外部融資，不適當地抬高盈利估算，並執行有損價值的兼併。 所有這些都使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首席執行官的自大與風險承擔之間有何關係，有沒有什麼因素能緩和這種關係。李家濤和唐翌踏入這一鮮有研究的領域，考察中國首席執行官的自大現象。 作者說：「風險承擔是決策的根本，對企業的績效和生存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以前鮮有研究考察高層經理的心理特徵如何影響企業的風險承擔以及這種關係的分界條件。在非西方背景下，尤其是中國的集體主義背景下，經理心理特徵的影響也未曾得到研究。」 作者運用2000年2 ... 閱讀更多

子宮孕育條件和出生條件已經日益證明對人的健康和壽命有長期影響。同樣，研究表明，新組織的籌建和創辦條件可能會影響到新組織能否運作和生存下去。 與那些在較強勁的環境下誕生的組織相比，在不利條件下創辦的組織在其整個存在期間，似乎面臨更高的倒閉危險。研究人員把這種效應稱為「密度延遲」，但其研究的結果往往是矛盾的。在有些情況下，在競爭者眾多的環境（高密度）下創辦的組織，倒閉率持續較高，在另一些情況下則不然。 Jeroen G Kuilman、李家濤和Ivar Vermeulen著手梳理亂麻，探明究竟在何種情況下，密度會損害組織的生存幾率。 他們密切考查了影響組織的動態因素，從開始組建之時到開始營運 - 即所謂的進入前生態系統。 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是各種密度水準會有不同的效應，這取決於諸多因素，如組織所進入的群體的正當性 ... 閱讀更多

外派經理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兩種互相抵觸的要求：執行其跨國公司的策略和適應子公司與東道國的具體情況。經理對這些要求能否應付裕如，可影響到子公司的成功與否。因此，跨國公司瞭解如何充分利用其經理的海外經驗事關重大。 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決策自主權。如果經理有更多的自主權安排工作和執行任務，比如在海外子公司引入新產品或服務，那麼他們就更有可能很好地適應新崗位。此外，這種正面效應影響到他們與東道國國民的互動能力以及適應東道國環境的能力。所有三個因素都能強化外派人員的總體適應性，從而有益於跨國公司。 然而，如果跨國公司用全球整合策略強化對子公司活動的集中領導，經理同時受到這種策略的牽制，那種正面效應就會減弱。 香港科大的竹內理樹和李家濤以及Jeffrey P Shay ... 閱讀更多

一個新海外市場開放了，少數外國公司進駐該市場，為公司及其產品開創一片天地。這些早期的卓越從業者在建立其「群體」合法性中能起到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他們的成功能造福於表面上的競爭對手，即跟隨其進駐該市場或比他們遜色的公司。 這種增強作用是合法性溢出的結果，並具有切實的好處。從高等級到低等級，該群體的所有成員，都更容易獲取資源，原因是它們從事經營的所在社區把它們視為一個群體。 香港科大的Jeroen G Kuilman和李家濤通過證明這一點如何在1847-1935期間上海外資銀行業中發揮效應，來闡明這一觀點。1847年，首家外資銀行（一家英國銀行）在上海落戶，而1935年則標誌著白銀危機和上海時運的衰落。在此期間，上海成為一個主要金融中心，數個國家的銀行在這裏落戶，提供了一個檢驗合法性溢出的封閉現實環境。 ... 閱讀更多

正如研究所証明的那樣，在公司如何進入外國市場以及它們所做的投資類型上，文化距離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但是，東道國公司在其母國項目中尋求外資介入時，又會如何呢？文化距離也影響到它們的決定嗎？ 香港科大的李家濤及其研究伙伴Seung-Hyun Lee和Oded Shenkar通過對比涉及韓國公司的外來投資和對外投資，考查了這一情形。他們發現，盡管與外國合伙人的文化距離並未顯著影響韓國公司的首選控制度，但確實使它們偏愛國內企業勝於國外企業。 作者說：「對外投資和外來投資的根本差異是，前者涉及外國環境和外國合伙人，而後者僅限於適應外國合伙人。與外來投資者合作，本地公司可得益於既有的合法性和制度支持。」 公司在自己的環境中感到舒適，會選擇賦予其更多控制力的安排，不過這是文化距離所能產生影響的方面 ...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