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良贷款都是一个普遍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源于中国。1999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额的35%。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常规的做法是关注债权人在信贷风险评估和执行上的不足。但是李家涛和吴嘉雯认为，这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债务人的社會身份認同(social identity)。 当不良贷款普遍存在时，欠债不还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行為，是经商的常态，即不良贷款的常态化 (normalization) 。作者着手证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还确定了一种可抵御这种不良风气的身份认同，并指明了减少不良贷款常态化的途径。 作者说：“不良贷款阻碍经济增长，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是前人建议的补救措施并未考虑与欠债不还相关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 ... 阅读更多

公司的策略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在联邦制度下，情况可能很复杂，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可能在全国政府执政，而另一个政党可能在州级或省级政府执政，即政治多元主义，另一种情况是国家级和省级政府都由一个政党控制，即霸权。新的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会对商业产生溢出效应，在政治多元主义环境下，公司更有可能扩张。 Rajiv Krishnan Kozhikode和李家涛考查了印度的银行。印度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制订银行建立分支机构的政策，但每个邦对政策的实施拥有主要决定权。建立分支机构的政策由此产生了差异，表明政治多元主义对组织机构的影响。 作者说：「组织机构应享有更大的行动自主权，因为政治多元主义会导致较少的政府干预。虽然在全国性政府和低于全国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公共政策的权力不是均衡分配的，但是在政治多元地区 ... 阅读更多

自信是首席执行官不可或缺的特质。自信能帮助首席执行官勇于承担风险、传达其愿景，并说服别人追随他们。但是当自信过头，变成自负或自大时，就可能使公司处于不利境地。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自负的首席执行官导致其公司付出更高的收购代价，依靠内部融资而非外部融资，不适当地抬高盈利估算，并执行有损价值的兼并。 所有这些都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席执行官的自大与风险承担之间有何关系，有没有什么因素能缓和这种关系。李家涛和唐翌踏入这一鲜有研究的领域，考察中国首席执行官的自大现象。 作者说：「风险承担是决策的根本，对企业的绩效和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以前鲜有研究考察高层经理的心理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以及这种关系的分界条件。在非西方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的集体主义背景下，经理心理特征的影响也未曾得到研究。」 作者运用2000年2 ... 阅读更多

子宫孕育条件和出生条件已经日益证明对人的健康和寿命有长期影响。同样，研究表明，新组织的筹建和创办条件可能会影响到新组织能否运作和生存下去。 与那些在较强劲的环境下诞生的组织相比，在不利条件下创办的组织在其整个存在期间，似乎面临更高的倒闭危险。研究人员把这种效应称为「密度延迟」，但其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矛盾的。在有些情况下，在竞争者众多的环境（高密度）下创办的组织，倒闭率持续较高，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然。 Jeroen G Kuilman、李家濤和Ivar Vermeulen着手梳理乱麻，探明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密度会损害组织的生存几率。 他们密切考查了影响组织的动态因素，从开始组建之时到开始营运 - 即所谓的进入前生态系统。 他们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各种密度水平会有不同的效应，这取决于诸多因素，如组织所进入的群体的正当性 ... 阅读更多

外派经理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两种互相抵触的要求：执行其跨国公司的策略和适应子公司与东道国的具体情况。经理对这些要求能否应付裕如，可影响到子公司的成功与否。因此，跨国公司了解如何充分利用其经理的海外经验事关重大。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决策自主权。如果经理有更多的自主权安排工作和执行任务，比如在海外子公司引入新产品或服务，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很好地适应新岗位。此外，这种正面效应影响到他们与东道国国民的互动能力以及适应东道国环境的能力。所有三个因素都能强化外派人员的总体适应性，从而有益于跨国公司。 然而，如果跨国公司用全球整合策略强化对子公司活动的集中领导，经理同时受到这种策略的牵制，那种正面效应就会减弱。 香港科大的竹内理树和李家涛以及Jeffrey P Shay ... 阅读更多

一个新海外市场开放了，少数外国公司进驻该市场，为公司及其产品开创一片天地。这些早期的卓越从业者在建立其「群体」合法性中能起到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成功能造福于表面上的竞争对手，即跟随其进驻该市场或比他们逊色的公司。 这种增强作用是合法性溢出的结果，并具有切实的好处。从高等级到低等级，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更容易获取资源，原因是它们从事经营的所在社区把它们视为一个群体。 香港科大的Jeroen G Kuilman和李家涛通过证明这一点如何在1847-1935期间上海外资银行业中发挥效应，来阐明这一观点。1847年，首家外资银行（一家英国银行）在上海落户，而1935年则标志着白银危机和上海时运的衰落。在此期间，上海成为一个主要金融中心，数个国家的银行在这里落户，提供了一个检验合法性溢出的封闭现实环境。 ... 阅读更多

正如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在公司如何进入外国市场以及它们所做的投资类型上，文化距离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东道国公司在其母国项目中寻求外资介入时，又会如何呢？文化距离也影响到它们的决定吗？ 香港科大的李家涛及其研究伙伴Seung-Hyun Lee和Oded Shenkar通过对比涉及韩国公司的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考查了这一情形。他们发现，尽管与外国合伙人的文化距离并未显著影响韩国公司的首选控制度，但确实使它们偏爱国内企业胜于国外企业。 作者说：「对外投资和外来投资的根本差异是，前者涉及外国环境和外国合伙人，而后者仅限于适应外国合伙人。与外来投资者合作，本地公司可得益于既有的合法性和制度支持。」 公司在自己的环境中感到舒适，会选择赋予其更多控制力的安排，不过这是文化距离所能产生影响的方面 ...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