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海外市场开放了，少数外国公司进驻该市场，为公司及其产品开创一片天地。这些早期的卓越从业者在建立其「群体」合法性中能起到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成功能造福于表面上的竞争对手，即跟随其进驻该市场或比他们逊色的公司。

这种增强作用是合法性溢出的结果，并具有切实的好处。从高等级到低等级，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更容易获取资源，原因是它们从事经营的所在社区把它们视为一个群体。

香港科大的Jeroen G Kuilman和李家涛通过证明这一点如何在1847-1935期间上海外资银行业中发挥效应，来阐明这一观点。1847年，首家外资银行（一家英国银行）在上海落户，而1935年则标志着白银危机和上海时运的衰落。在此期间，上海成为一个主要金融中心，数个国家的银行在这里落户，提供了一个检验合法性溢出的封闭现实环境。

作者关注两个主要问题，即外资银行群体内各成员的不同「等级」以及合法性溢出是否同等地影响每个成员。

作者说：「成员的等级反映组织与群体的契合度及其典型度。我们使用两个尺度：模糊密度，即群体成员的等级总和，以及对照度，即群体的平均等级。这两个尺度合在一起，可用于研究等级低的公司对群体合法性的贡献是否少于等级高的公司。」

如果组织形式具有相似的属性，发生合法性溢出的可能性就高，这一点可以由进入群体的频率加以监测。

在所研究的时段，有10个国家的银行在上海落户，因此，作者考查了每个国家的进入率。英国的银行来得最早，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在任子群体被认为具有典型性，并因此具有较高的成员等级。

在计算成员等级时，作者考察每个给定时点来自各个国家的银行数。使用模糊密度法时，如果有四家英国银行和两家俄罗斯银行，那么每家英国银行的等级是0.67(4/6)，每家俄罗斯银行的等级是0.33(2/6)。英国银行的等级总和，即模糊密度，是2.68(4x0.67)，俄罗斯则为0.66。对比度是外资银行群体的成员综合平均等级。

掌握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成员等级如何影响进入率。在一个等级为1或两个等级为0.5的子群体中，每增加一家银行，外资银行进入率就增加26%。对比度在平均值基础上降低0.5点，就能预知进入率降低19%。

反映社区中合法性的媒体报导也有一定影响。对比度在平均值基础上增加1个点，外资银行的进入率就增加77%。

作者还开展其他试验，结果表明成员等级低的子群体比成员等级高的子群体更多地得益于合法性溢出，不过，在这一点上，模糊密度的相关性高于对比度。这可能是因为，对比度在一种独特组织形式的初始阶段比该形式在站稳脚跟时，关系更大。

这些发现在战略管理领域有着很有意思的意义。人们一直认为，与群体中其他典型企业不同点更多的公司具有较低的合法性。实际上，这些公司仍可得益于合法性溢出。

总经理也应从这些结果汲取一些教训，思考合法性如何影响到群体成员的不同等级，并确定能代表其行业的那些公司。

作者说：「这种确定工作应有助于弄清哪些公司在为其行业产生合法性中起到最大作用，哪些更有可能搭乘溢出效应的顺风车。此外，它可以鼓励从业者设计出进一步利用此类合法性溢出的策略，例如谋求与成员等级高的公司联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