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良贷款都是一个普遍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源于中国。1999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额的35%。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常规的做法是关注债权人在信贷风险评估和执行上的不足。但是李家涛和吴嘉雯认为，这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债务人的社會身份認同(social identity)。

当不良贷款普遍存在时，欠债不还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行為，是经商的常态，即不良贷款的常态化 (normalization) 。作者着手证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还确定了一种可抵御这种不良风气的身份认同，并指明了减少不良贷款常态化的途径。

作者说：“不良贷款阻碍经济增长，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是前人建议的补救措施并未考虑与欠债不还相关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中国的问题可能反映了把不良贷款视为正当的制度逻辑。”

为研究这一点，他们运用了1998-2000年政府出资进行的企业家调查的结果。共有3,751家中国公司参加调查，其中59%有逾期未还的贷款。

调查结果表明，首先，如果欠债不还的现象在一家公司的同行中较为普遍，则该公司不还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说明常态化过程正在发生作用。

作者假设，两个因素会帮助公司抵御这一常态化过程：首席执行官的道德认同和公司的身份认同。首先，尽管道德品质优异的首席执行官较少依赖延迟还款，但这并未减少常态化现象。

重要的反而是公司的身份认同。私营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总体上比国营企业低29.8%。此外，私营企业的常态化倾向低于国营企业。也就是说，业内不良贷款的普遍存在导致国营企业发生不良贷款的几率显著升高，但这种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较少。

由市场甄选首席执行官的企业，常态化倾向也低于由政府委任首席执行官的企业。

作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没有政治关系的私营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不那么有利，为了争取更多的财务自由度和更公平的借款决策，他们形成了“自由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集体身份。由于这种身份认同，他们比国营企业和由政府指定首席执行官的企业较少跟随贷款不还的常态。

作者说：“成功地抵抗不良借款行为的常态化，显然必须伴随着态度的改变和能抵御不良借款行为的可行的反偏常形象的出现。结果表明，有自由主义身份的公司较少倾向于接受不良贷款，说明私营企业以及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或许对不良贷款所依託的中央集权主义感到不满。”

作者补充说：采取措施减少对不良贷款的接受度，可能有助于克服传统补救方法的短处，进而有助于尽量减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