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诉讼对保护投资者和发展股市非常重要，因为这会敦促管理者提高透明度。但这对企业及其领导者也意味着风险，他们可能面临违反受信职责和违反证券法等不法行为的指控。董事高管责任险已成为保护企业领导者的一种方式，而费用则由公司承担。但正如陈治鸿、李真和鄒宏所主张的那样，保险费用并非公司付出的唯一代价。 他们在一项有关加拿大董事高管险的研究中证明，这种保险也影响到股本成本，因为它降低了公司财报和其他信息的质量，使董事和高管更容易从事对公司不一定有利的冒险行为。 作者说：“我们的证据与这一观点一致：董事高管险保护董事和高管免受股东诉讼的惩戒，降低了他们在商业决策中的谨慎度和警觉度。 “此外，这可能会导致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质量恶化，加剧信息不对称和不可分散的估算风险，导致股本成本增高。” ... 阅读更多

高管薪酬差距指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显著高于其他高管的情况，这已经成为一个应该引起投资者警惕的问题。例如，穆迪氏将巨大的薪酬差距视为信贷风险。陈治鸿、黄媛和魏国强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薪酬差距也会影响股本成本。 资本成本是管理者在进行资本预算和公司融资决策时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因为高成本意味着导致增长机会的项目减少。这也能反映投资者在配置资源时权衡风险回报时的考量。所以，凡是会增加成本的因素，都是值得关注的因素。 作者考虑了高管薪酬差距方面的两派观点：一派认为高管薪酬差距会提高资本成本，另一派认为高管薪酬差距不会影响资本成本，或是会降低资本成本，并用大量数据检验这两派观点。 第一个观点涉及管理层权力，认为薪酬反映了高管的议价能力。如果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显著高于其他高管，这表明首席执行官地位稳固 ... 阅读更多

在投资者保护不力的国家，公司所有权往往高度集中，这有两个结果。一方面，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代理权冲突微乎其微，但另一方面，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可能会有更多冲突。如果不落实恰当的制衡机制，控股股东与其任命的经理会有将公司资源转移给自己的强烈动机，因此，强化小股东的权利是否及如何能遏制这一动机是一个热议话题。 陈治鸿、柯滨和杨志峰借助一次“自然试验”研究这一问题。这次自然试验是在中国发生的一次真实事件，促使他们看到强化小股东权利前后的效应。研究结果令人鼓舞，证明加强小股东权力的方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 2004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了分类表决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在数项重大公司决策（特别是特定的股票增发提案）上同时征得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的批准。由于大多数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是非流通股 ... 阅读更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中国国企追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足迹，开始向董事提供股票期权，意图发出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的信号。但是多年来的传闻和 媒体报道给这些期权的真实性画上了一个问号。例如，2009年，中海油承认，董事会主席傅成玉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被转到母公司，傅并没有拿到。此外，中海油 年报披露的数据表明，在2001-2011年任期内，傅从未行使其获授的任何期权，而在2011年4月调任中石化时，他放弃了他所拥有的全部中海油股票期 权。 现在，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可以解释清楚了。陈治鸿、官玉燕和柯滨考察了国有红筹公司股票薪酬期权的性质、实施方式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媒体的说法一致：对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国有红筹公司董事授予的股票期权并非真正的薪酬。” ... 阅读更多

在理论上，股东权利应通过减少过度投资以及投资者实际支出的监控成本和非系统风险而降低资本成本。但迄今为止，这些效应的证据都是自相矛盾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意外，这表明这一预言可能不成立。 陈建文、陈治鸿和魏国强在研究该问题的论文中说，问题之一是，研究者可能考查了错误的衡量指标，即实际回报，而非根据股价和分析师收益预测推定的预期未来股本成本。作者把这一衡量指标运用于1990-2004年期间2,161家美国公司的13,140个公司年度观察数据，并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股东权利对股本成本具有强烈的影响。 这些权利以「G指数」为基础。G指数是公司宪章和章程中或州法律规定的反收购条款和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的数量（敌对收购被视为监控和惩戒经理的重要机制，因此限制这些权利会减少这种职能）。 数量多即表示股东权利少 ... 阅读更多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变得日益重要，股东权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课题。理论上，股东权利大，应该能减低股东所要求的资本成本，并减少过度投资，但迄今为止尚无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现在，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陈建文、陈治鸿（香港科大前博士生，目前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魏国强依据1990至2004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查股东权利和股东的资金成本的关系。他们发现，较强的股东权利显著降低了股东的资金成本，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把股东权利从偏低加强到偏高，股东的资金成本可以降低34个百分点。 他们对两个变量都采用了特定的衡量尺度。股东权利以公司治理指数衡量。公司治理指数则包括公司章程里反收购以及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数目。较高的公司治理指数，代表权力对管理层倾斜，削弱股东的权利。 ...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