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股东权利应通过减少过度投资以及投资者实际支出的监控成本和非系统风险而降低资本成本。但迄今为止，这些效应的证据都是自相矛盾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意外，这表明这一预言可能不成立。

陈建文、陈治鸿和魏国强在研究该问题的论文中说，问题之一是，研究者可能考查了错误的衡量指标，即实际回报，而非根据股价和分析师收益预测推定的预期未来股本成本。作者把这一衡量指标运用于1990-2004年期间2,161家美国公司的13,140个公司年度观察数据，并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股东权利对股本成本具有强烈的影响。

这些权利以「G指数」为基础。G指数是公司宪章和章程中或州法律规定的反收购条款和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的数量（敌对收购被视为监控和惩戒经理的重要机制，因此限制这些权利会减少这种职能）。 数量多即表示股东权利少，股本成本也就相应较高。

作者把G指数评分与一项基于营运和投资机会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股本成本衡量指标结合起来。在持有大量现金但没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这些现金流更有可能引起潜在的代理问题，原因是它们使经理得以在内部为投资提供资金，而无需寻求外部融资并受到资本市场的监控。如果治理薄弱，这种情形就可能为经理创造机会。

作者说：「存在信息不对称（即经理对投资项目的品质拥有私下信息）和代理问题（即不诚实的经理可能会隐瞒私下信息）时，薄弱的公司治理就会增加公司的系统性风险，并增加股本成本。」

其检验结果说明股东权利与推定股本成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联系。他们样本中的公司跨越G指数上的17个点，得分降低10个点，与股本成本降低34个基点相关，这对规模属于样本中位数（13.5亿美元）的公司而言，相当于9200万美元。

作者说：「持有大量现金流但没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更有可能面临自由现金流所带来的代理问题。」自由现金流高/投资机会少的公司，G指数上的系数最高，而自由现金流低/投资机会多的公司，该系数最低。

「我们发现了股东权利改进公司价值的渠道。尽管其它研究表明，较弱的股东权利与较低的预期现金流相关，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较弱的股东权利也与较高的贴现率相关。」

作者补充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明，当源于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时，股东权利在降低股本成本时所起的作用最大。这些结果提供了进一步实证依据，证明公司治理、代理问题和股本成本之间存在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