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信報》，2026年2月23日
科技城市進入新「增長質量時代」
許佳龍
科大協理副校長（學術發展）；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筆者主持的科大商學院「技術與生態研究中心」最近發表了一份題為《全球領軍科技城市科技發展潛力與生態共益能力指數報告》，對全球10個領軍科技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中國香港、新加坡、舊金山，紐約、倫敦、赫爾辛基和特拉維夫，以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評估這些城市在進入2020年代後，城市競爭力評估體系所出現的範式轉移，從「有沒有做更多科技」，轉向「科技是否真正改變了城市發展質量」的新發展階段。
一直以來，以研發投入、工程師密度、風險資本、獨角獸企業、算力規模等指標所構成的「科技城市」標準畫像，背後的評核邏輯，已然受到動搖，這些指標固然重要，但主要只是反映科技活動本身。
評估體系「範式轉移」
隨着人工智能（AI）急速發展，AI釋放的產能規模與變革速度，遠超以往任何技術浪潮，對職業結構、組織形態、教育體系與公共治理帶來的衝擊，將更深、更快，也更難以逆轉。我們觀察到，在全球最具科技密度的城市中，發展軌跡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化——有些城市在科技持續擴張的同時，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社會分化加劇、生態壓力累積，治理張力不斷放大；另一些城市則能夠在維持科技活力的同時，同步改善社會包容性、治理透明度與環境可持續性，展現出更強的長期發展韌性。
基於這一判斷，我們提出以「科技發展潛力」（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tential‧TDP）× 「生態共益能力」（Ecosystem Co-benefit Capacity‧ECB）為核心的雙維度分析框架，把「科技能做多大」與「科技最終帶來什麼結果」，同時納入同一評估體系之中，論証科技發展不僅是技術與資本的積累過程，更是一個必須通過制度、產業、社會與環境系統加以吸納、調節與轉化的複雜過程，為理解全球科技城市進入「增長質量時代」，提供新的理論與實證工具。
雙維度量度發展「完整性」
以「科技發展潛力」維度，去衡量一座城市在技術生成、吸附與轉化方面的綜合能力，代表其科技活動的規模、密度與產業化底盤；以「生態共益能力」維度，去衡量科技活動是否真正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包容、治理質量、環境可持續與系統韌性。
我們按這個「TDP × ECB」雙維度框架，對上述10個科技城市以兩個維度作出比較。第一個維度衡量該城市的技術發展潛力，某程度上是觀察其技術能力有多高；另一個維度則是其生態系統的共贏、共創價值的能力，帶出一個很明顯有趣的分別，在這兩個維度來說，有些城市的科技發展能力很大，不過無法把發展得來的好處，有效地滲透到社會各層面，令社會的發展更富裕和共同進步。
換言之，我們的發現意味，科技並非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自動保證。若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撐與社會吸納機制，科技活動往往只會轉化為局部效率或資本收益，而難以持續生成社會包容、治理改善與生態可持續等公共價值。因此，決定城市長期競爭力的，並不是科技投入的「高度」，而是科技轉化鏈條的「完整度」。
四種發展典型路徑
我們深入比較分析，把「科技發展能力」拆分為四個子維度，包括（1）知識與創新生產；（2）: 數字技術基礎設施；（3）科技資本與創業生態；（4）制度質量與創新治理；同時，把「生態共益能力」也拆分為四個子維度，包括（1）社會包容與機會結構，（2）治理透明度與制度信任，（3）環璄可持續性與城市生態，（4）城市韌性與系統承載力。
基於TDP與ECB兩者並非簡單因果關係，而是通過上述這四大機制形成非線性、可被放大或阻斷的傳導鏈條，因此，這一結構使城市可被清晰地定位於四種典型的路徑中，即——
高 TDP ×高 ECB（雙優型）
高 TDP ×低 ECB（增長驅動型）
低 TDP ×高 ECB（韌性協同型）
低 TDP ×低 ECB（轉型潛力型）
我們基於 2018至 2024年的跨城市數據，例如TDP的「知識與創新生產」子維度中所包含的R&D強度、專利申請與授權數量等；ECB的「社會包容與機會結構」子維度所包含收入不平等（堅尼系數）、住房可負擔性等數據，對全球10個具代表性的科技城市進行綜合評估，得出TDP × ECB 雙維度矩陣城市分布圖如下——
總體來說，科技城市的領先地位，已經不再由單一的技術強度決定。從點陣圖上可見，在「科技發展潛力」維度，舊金山、紐約、新加坡憑借極強的科技底盤位居前列；與此同時，一些科技與產業高度活躍的城市，如上海、深圳，共益轉化相對稍嫌不足；而赫爾辛基、倫敦等城市，儘管科技規模並非最大，卻擁有相對優異的生態共益表現。有關10個城市包括中國香港「科技發展潛力」和「生態共益能力」的細緻結果分析，另文闡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