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信报》，2026年2月23日
科技城市进入新「增长质量时代」
许佳龙
科大协理副校长（学术发展）；信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艾礼文家族商学教授
笔者主持的科大商学院「技术与生态研究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领军科技城市科技发展潜力与生态共益能力指数报告》，对全球10个领军科技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新加坡、旧金山，纽约、伦敦、赫尔辛基和特拉维夫，以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些城市在进入2020年代后，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所出现的范式转移，从「有没有做更多科技」，转向「科技是否真正改变了城市发展质量」的新发展阶段。
一直以来，以研发投入、工程师密度、风险资本、独角兽企业、算力规模等指针所构成的「科技城市」标准画像，背后的评核逻辑，已然受到动摇，这些指标固然重要，但主要只是反映科技活动本身。
评估体系「范式转移」
随着人工智能（AI）急速发展，AI释放的产能规模与变革速度，远超以往任何技术浪潮，对职业结构、组织形态、教育体系与公共治理带来的冲击，将更深、更快，也更难以逆转。我们观察到，在全球最具科技密度的城市中，发展轨迹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有些城市在科技持续扩张的同时，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社会分化加剧、生态压力累积，治理张力不断放大；另一些城市则能够在维持科技活力的同时，同步改善社会包容性、治理透明度与环境可持续性，展现出更强的长期发展韧性。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提出以「科技发展潜力」（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tential‧TDP）× 「生态共益能力」（Ecosystem Co-benefit Capacity‧ECB）为核心的双维度分析框架，把「科技能做多大」与「科技最终带来什么结果」，同时纳入同一评估体系之中，论证科技发展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积累过程，更是一个必须通过制度、产业、社会与环境系统加以吸纳、调节与转化的复杂过程，为理解全球科技城市进入「增长质量时代」，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证工具。
双维度量度发展「完整性」
以「科技发展潜力」维度，去衡量一座城市在技术生成、吸附与转化方面的综合能力，代表其科技活动的规模、密度与产业化底盘；以「生态共益能力」维度，去衡量科技活动是否真正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包容、治理质量、环境可持续与系统韧性。
我们按这个「TDP × ECB」双维度框架，对上述10个科技城市以两个维度作出比较。第一个维度衡量该城市的技术发展潜力，某程度上是观察其技术能力有多高；另一个维度则是其生态系统的共赢、共创价值的能力，带出一个很明显有趣的分别，在这两个维度来说，有些城市的科技发展能力很大，不过无法把发展得来的好处，有效地渗透到社会各层面，令社会的发展更富裕和共同进步。
换言之，我们的发现意味，科技并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自动保证。若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与社会吸纳机制，科技活动往往只会转化为局部效率或资本收益，而难以持续生成社会包容、治理改善与生态可持续等公共价值。因此，决定城市长期竞争力的，并不是科技投入的「高度」，而是科技转化链条的「完整度」。
四种发展典型路径
我们深入比较分析，把「科技发展能力」拆分为四个子维度，包括（1）知识与创新生产；（2）: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3）科技资本与创业生态；（4）制度质量与创新治理；同时，把「生态共益能力」也拆分为四个子维度，包括（1）社会包容与机会结构，（2）治理透明度与制度信任，（3）环璄可持续性与城市生态，（4）城市韧性与系统承载力。
基于TDP与ECB两者并非简单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上述这四大机制形成非线性、可被放大或阻断的传导链条，因此，这一结构使城市可被清晰地定位于四种典型的路径中，即——
高 TDP ×高 ECB（双优型）
高 TDP ×低 ECB（增长驱动型）
低 TDP ×高 ECB（韧性协同型）
低 TDP ×低 ECB（转型潜力型）
我们基于 2018至 2024年的跨城市数据，例如TDP的「知识与创新生产」子维度中所包含的R&D强度、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等；ECB的「社会包容与机会结构」子维度所包含收入不平等（坚尼系数）、住房可负担性等数据，对全球10个具代表性的科技城市进行综合评估，得出TDP × ECB 双维度矩阵城市分布图如下——
总体来说，科技城市的领先地位，已经不再由单一的技术强度决定。从位图上可见，在「科技发展潜力」维度，旧金山、纽约、新加坡凭借极强的科技底盘位居前列；与此同时，一些科技与产业高度活跃的城市，如上海、深圳，共益转化相对稍嫌不足；而赫尔辛基、伦敦等城市，尽管科技规模并非最大，却拥有相对优异的生态共益表现。有关10个城市包括中国香港「科技发展潜力」和「生态共益能力」的细致结果分析，另文阐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