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信報》，2025年12月1日
詐騙廣告檢核機制不足杜之難絕
許佳龍
科大商學院署理院長；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不久前，有媒體引述Meta內部文件報導，該公司內部估計，其年度總收入的10%（約160億美元）來自詐騙和違禁商品廣告，其中僅詐騙廣告便貢獻了約70億美元（約544億港元）年收入，而旗下平台包括Facebook及Instagram每日向用戶展示150億個「高風險」詐騙廣告，在在反映社交平台詐騙廣告泛濫之勢，委實令人不安。
筆者在個人社交平台不時也看到懷疑詐騙的廣告訊息，當感到疑慮一刻，會馬上在其他網絡渠道進行覆核，最終發現這些疑詐廣告所推銷的產品的確有異，甚至是盜用其他品牌來銷售冒牌貨品。
AI檢測不保証絕對準確
這裡帶出兩個問題。第一，社交平台如何有效杜絕詐騙廣告透過平台進行欺詐；第二，用戶本身應對的角色。
很顯然。平台商不會委派真人個體廿四小時全天候檢核廣告內容真偽，因為數量實在太龐大，因而只會透過自動偵查裝置，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方法進行偵測處理。
據媒體報導，Meta僅在自動化系統「95%確定」存在欺詐時，才會封禁廣告商帳號，未達此標準的可疑詐騙廣告，Meta會提高該廣告商的出價費用，以「懲罰性競價」形式處理，並繼續收取廣告費，結果使大量詐騙廣告仍然得到在社交媒體投放的曝光機會。
在AI世界，檢測訊息內容的真偽，坊間其實也有不少AI檢測工具，給用者檢核訊息內容是否訛錯，或者是否使用生成式AI所產生。不過，這些AI檢測工具的檢核結果往往未必準確，甚至很多時候出現錯判。因此，依賴AI自動檢測廣告訊息是否屬於欺詐，有機會「誤中副車」，把一些並非詐騙的廣告作出封禁，有損收入。很顯然，對機構來說，所面對的是成本與效益的選擇與平衡。
監管下的合規經營
在現實世界，這種成本與效益選擇與平衡的事例也很常見。譬如銀行。它們需要作出很多防詐騙和反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AML）合規經營的偵測措施，這些措施往往也是利用AI工具進行篩檢，經自動偵測篩選出來的懷疑個案，再行處理。基於涉及巨額資金和合規經營的法律責任，加上監管機機的嚴格要求，銀行不敢有失，往往使用人手對每個懷疑個案進行覆核審定。事實上。銀行在防詐騙和反洗錢檢測工作的背後，其實需要大批人手處理，此舉無可避免牽涉到額外成本的負擔問題。
回頭看Meta，該公司收到經自動篩選出來涉嫌詐騙的廣告，在此刻有三個處理選擇，一是直接進行封禁，但此舉會損及廣告收益；二是像銀行那般，用人手進行覆核，確定真偽，但此舉難免帶來巨額成本；三是不予覆核，直接放行，這樣使得平台毫無營收損失，繼續取得巨額利潤。Meta顯然是採用了第三個選項。
Meta的選擇行為，無疑牽涉到一個問題——監管要求。銀行在監管要求下，增加投入成本進行有效的真偽覆核，但網絡上的社交媒體世界，對涉嫌詐騙訊息廣告並沒有監管要求；加上覆核真偽所需投入的巨額成本，平台商不願意增加額外負擔，在叠加影響下，成為社交平台上詐騙廣告泛濫之勢，一發難以收拾的主因。換言之，平台審核機制不足；加上缺乏監管法律要求、也沒有對用戶作出有效保護的機制，令到詐騙廣告杜之不絕。
搜尋額外訊息驗証真偽
對消費者來說，由於平台上詐騙廣告展示缺乏監管，加上平台商也沒有投入成本進行覆檢的誘因和歸責，於此情況下，用戶唯有小心進行自保。在現實世界，銀行客戶可相對放心，不虞戶口被人濫用，因為銀行對於反洗錢活動有嚴謹的檢測機制（AI結合人手審查），但社交平台在沒有監管要求下，且也不傾向增加成本，甚或無足夠人手覆核海量的廣告訊息，在此情況下，消費者在網上平台上看到極為便宜、高度吸引的貨品銷售廣告，必須加以警惕。
筆者的應對方法是，一旦對某訊息有所懷疑，便在平台外進行更多搜尋，參考更多額外訊息來判斷真偽，不輕易相信單個廣告訊息的迷人宣傳。這一點也是回應上文提出認識自己角色的主張。
強化平台審查責任
最後，筆者提出一些有關用戶角色的數據，供讀者參考。大家別以為網絡詐騙銷售的受害者多數是內地人，香港本地人較少「中招」，然而據筆者與警方溝通所獲得的資料，真相是也有很多香港人受騙，而在網絡受騙最普遍的形式是網購（參考附圖）。換言之，網上購物是詐騙重災區，主要原因是詐騙訊息可以輕易在平台上散播，而且平台缺乏有效篩選訛假的檢核機制所致。
當然，歸根究底要有效杜絕網上詐騙廣告泛濫，最終需要強化平台的責任，要求平台建立更為嚴謹的檢核機制，而政府亦需要完善法規和執法，明確平台的責任和違規罰則，同時加強防詐宣傳和教育，多管齊下，才能遏止網絡詐騙廣告不斷蔓延之勢！
附圖：2024年香港騙案類別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小組，保安事務「數據透露」，檔案ISSH06/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