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信報》，2025年12月1日
诈骗广告检核机制不足杜之难绝
许佳龙
科大商学院署理院长；信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艾礼文家族商学教授
不久前，有媒体引述Meta内部文件报导，该公司内部估计，其年度总收入的10%（约160亿美元）来自诈骗和违禁商品广告，其中仅诈骗广告便贡献了约70亿美元（约544亿港元）年收入，而旗下平台包括Facebook及Instagram每日向用户展示150亿个「高风险」诈骗广告，在在反映社交平台诈骗广告泛滥之势，委实令人不安。
笔者在个人社交平台不时也看到怀疑诈骗的广告讯息，当感到疑虑一刻，会马上在其他网络渠道进行复核，最终发现这些疑诈广告所推销的产品的确有异，甚至是盗用其他品牌来销售冒牌货品。
AI检测不保证绝对准确
这里带出两个问题。第一，社交平台如何有效杜绝诈骗广告透过平台进行欺诈；第二，用户本身应对的角色。
很显然。平台商不会委派真人个体廿四小时全天候检核广告内容真伪，因为数量实在太庞大，因而只会透过自动侦查装置，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法进行侦测处理。
据媒体报导，Meta仅在自动化系统「95%确定」存在欺诈时，才会封禁广告商账号，未达此标准的可疑诈骗广告，Meta会提高该广告商的出价费用，以「惩罚性竞价」形式处理，并继续收取广告费，结果使大量诈骗广告仍然得到在社交媒体投放的曝光机会。
在AI世界，检测讯息内容的真伪，坊间其实也有不少AI检测工具，给用者检核讯息内容是否讹错，或者是否使用生成式AI所产生。不过，这些AI检测工具的检核结果往往未必准确，甚至很多时候出现错判。因此，依赖AI自动检测广告讯息是否属于欺诈，有机会「误中副车」，把一些并非诈骗的广告作出封禁，有损收入。很显然，对机构来说，所面对的是成本与效益的选择与平衡。
监管下的合规经营
在现实世界，这种成本与效益选择与平衡的事例也很常见。譬如银行。它们需要作出很多防诈骗和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AML）合规经营的侦测措施，这些措施往往也是利用AI工具进行筛检，经自动侦测筛选出来的怀疑个案，再行处理。基于涉及巨额资金和合规经营的法律责任，加上监管机机的严格要求，银行不敢有失，往往使用人手对每个怀疑个案进行复核审定。事实上。银行在防诈骗和反洗钱检测工作的背后，其实需要大批人手处理，此举无可避免牵涉到额外成本的负担问题。
回头看Meta，该公司收到经自动筛选出来涉嫌诈骗的广告，在此刻有三个处理选择，一是直接进行封禁，但此举会损及广告收益；二是像银行那般，用人手进行复核，确定真伪，但此举难免带来巨额成本；三是不予复核，直接放行，这样使得平台毫无营收损失，继续取得巨额利润。Meta显然是采用了第三个选项。
Meta的选择行为，无疑牵涉到一个问题——监管要求。银行在监管要求下，增加投入成本进行有效的真伪复核，但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世界，对涉嫌诈骗讯息广告并没有监管要求；加上复核真伪所需投入的巨额成本，平台商不愿意增加额外负担，在叠加影响下，成为社交平台上诈骗广告泛滥之势，一发难以收拾的主因。换言之，平台审核机制不足；加上缺乏监管法律要求、也没有对用户作出有效保护的机制，令到诈骗广告杜之不绝。
搜寻额外讯息验证真伪
对消费者来说，由于平台上诈骗广告展示缺乏监管，加上平台商也没有投入成本进行覆检的诱因和归责，于此情况下，用户唯有小心进行自保。在现实世界，银行客户可相对放心，不虞户口被人滥用，因为银行对于反洗钱活动有严谨的检测机制（AI结合人手审查），但社交平台在没有监管要求下，且也不倾向增加成本，甚或无足够人手复核海量的广告讯息，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在网上平台上看到极为便宜、高度吸引的货品销售广告，必须加以警惕。
笔者的应对方法是，一旦对某讯息有所怀疑，便在平台外进行更多搜寻，参考更多额外讯息来判断真伪，不轻易相信单个广告讯息的迷人宣传。这一点也是响应上文提出认识自己角色的主张。
强化平台审查责任
最后，笔者提出一些有关用户角色的数据，供读者参考。大家别以为网络诈骗销售的受害者多数是内地人，香港本地人较少「中招」，然而据笔者与警方沟通所获得的资料，真相是也有很多香港人受骗，而在网络受骗最普遍的形式是网购（参考附图）。换言之，网上购物是诈骗重灾区，主要原因是诈骗讯息可以轻易在平台上散播，而且平台缺乏有效筛选讹假的检核机制所致。
当然，归根究底要有效杜绝网上诈骗广告泛滥，最终需要强化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建立更为严谨的检核机制，而政府亦需要完善法规和执法，明确平台的责任和违规罚则，同时加强防诈宣传和教育，多管齐下，才能遏止网络诈骗广告不断蔓延之势！
附图：2024年香港骗案类别
数据源：立法会秘书处数据研究小组，保安事务「数据透露」，档案ISSH06/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