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危為機

我們目前欠缺可衡量氣候風險和將之換算為財務風險的機制，有待破局。

Entela BENZ-SALIASI教授
Intensel*行政總裁兼創辦人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客席副教授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牽一髮可動全身，而且難以估算，是當今商界和社會面對的最大威脅。現時，由氣候問題所引致的損失估計較80年代高四倍。根據怡安(Aon)的數據顯示，2019年的損失金額達2,320億美元，並估計將按年急增三成。更重要的是，當中只有710億美元的損失投保，意味著其餘1,610億美元將由納稅人和商界直接承擔[1]。有見及此，監管機構紛紛採取更積極措施，強制企業披露氣候風險。多個國家現已針對國內的龍頭企業制定清晰的披露規定，氣候風險較集中的金融業更成重點規管的行業。

回望本地，颱風和風暴潮（強風和沿岸地區水浸）是氣候變化對香港造成的最大損害。香港環境局的研究顯示，若2040年[2]的海平面上升3.5米，香港每五至十年或會受一場極端水災影響，低窪地區更首當其衝。該報告表示，香港未來的夏季將潮濕多雨，而且更為漫長，除此之外，颱風的頻度和強度均會與日俱增，令建築物和基建面臨更大威脅。超強颱風山竹導致本地出現高達31億港元[3]的保險索償（九成均屬財產損失），此數字尚未計及納稅人和中小企所蒙受的損失。因此，資產擁有人和政府有必要構思更環保、抵禦能力更高的嶄新設計，以減少潛在損失。Geophy[4]於2019年一份報告指出，香港估值高昂的房地產市場有機會受沿岸水浸所衝擊，因此城中市值1,100億美元的房地產信託基金將面臨最大風險。以新鴻基地產為例，其四分之一的相關資產（市值560億美元）被評為高風險級別。

其他可變因素同為關鍵

必須說明的是，颱風、風暴潮和水災等氣候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並非氣候風險唯一的主宰因素。損失的程度還視乎兩項同樣重要的可變因素：當地所進行的經濟活動，以及該國是否對抵禦氣候災害準備充分。經濟活動取決於國內生產總值、通脹、資產估值，以及都市化、人口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因素。至於國家的準備狀態則是衡量潛在損失的第三項因素。若假設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擁有最完善基建緩減氣候風險，未免流於主觀。舉例而言，中國、越南、印尼和菲律賓將蒙受最大的氣候相關風險，特別是颱風、暴雨和河水泛濫的風險；儘管新加坡亦受海平面上升所威脅，但其面臨的氣候風險最低。然而，當我們考慮各國的復原能力，亦即其是否就應對氣候風險作好充分準備，中國的氣候風險估值則相對低於印尼、越南和菲律賓。在分析兩處風險程度相等但經濟活動和都市化水平相異之地時，此邏輯同樣適用。換言之，我們在衡量氣候風險時，應同時考慮相關資產於所在地點的風險和受影響程度。

撇開理論和高深的概念，氣候風險往往被錯估定價，在大部分情況更未有被視為評定公司估值的業務因素。我們缺乏大型的機制，衡量氣候風險並將此換算為財務風險。

助力不足

目前應對氣候風險的助力過少，原因是要制定氣候風險解決方案，必須憑藉氣候科學和建立財務模型的深厚知識，還需依靠大數據和超級電腦輔助。若缺少政府、商界及社會雄厚的財政支持，這些方案均難以推行。

何謂氣候風險解決方案？以於特定地點投資的房地產公司為例，負責制定氣候風險解決方案的公司會評估其面臨的各項風險，包括由颱風所致的風暴潮，由降雨所致的水災，由河水氾濫引發的水災，極端氣溫、山泥傾瀉及暴雨等。從下圖可見，臨海地方的風險較高（紅色線範圍），其他地方的風險則較低（白色線範圍），儘管彼此相距不足一公里。

我們面對的一大問題，是物業估值有否考慮氣候風險。答案顯然為否，原因是當下欠奉氣候風險資訊，但若有相關數據在手，購買或興建到了2030年經常受水浸問題困擾的物業實屬不智。十年時間看似漫長，但當市場上擁有氣候風險數據，便可立即為物業重新定價。佛羅里達州近期一項研究[5]顯示，純粹基於對洪水泛濫的顧慮，沿海物業自2018年起已跌價5%。根據美國聯邦抵押貸款巨頭Freddie Mac[6]的資料，到了2045年，物業投資將因海平面上升而錄得數以十億元計的虧損。

上述的分析顯示，香港中區因暴雨和風暴潮而引致的水災風險高企。就基建的排水系統而言，交易廣場、國際金融中心等多座商廈面臨高風險。由於此區的經濟活動頻繁，區內企業有必要於制定風險管理策略時注重氣候風險。

精準估算的必要性

氣候風險的估計有別於ESG，必須精細而準確，不能使用代用或概括數據。舉例而言，我們分析了一所上海物業，發現儘管其近河，但由於其進行了加高工程，因此面對的氾濫風險下降。然而，假設一切如常，到了2050年，此物業或與上海無數建築一樣，面臨風速達每小時279公里的颱風侵襲，招致重大損失，業務營運更可能中斷。這些對未來損失的估計，成真的機會甚高，因此理應於業務策略和物業估值中清晰反映。最後，極端氣溫同樣不容忽視。多個亞洲城市夏季月份的氣溫將大幅攀升，令能源消耗上升，除了會令電費劇增，碳足印亦會隨之增加。趁現在為時未晚，推行具有降溫效益和能源效益的措施，才是企業精明之舉。

只有壓力測試情境及前向分析，可顯示出氣候風險的影響程度和當中衍生的各種機遇。另一點尤需向氣候變化懷疑論者釐清的，是相關預測的準確性。氣候科學千頭萬緒，雲集多個極需互相依存的模型，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要作出準確預測充滿變數。資產定價亦如是，下一場危機何時出現、是否嚴重，無可預計，但我們仍可作粗略估算。同樣，我們無法準確預知2030年氣候變化問題將如何演進，但憑藉海量的研究，我們仍可基於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同等因素的若干趨勢，大約估計出2030年的氣候會出現怎樣的變化。

每個可能性的或然率亦會因時而異。到了2100年，全球氣候實際上也許不只上升1.5度，而是2至3度，情況遠為嚴峻，不止可令經濟崩盤，更會威脅人類社會存亡。總而言之，我們不應只聚焦於單一情境，而應宏觀各種可能，因此我們必須進行包含類似下列壓力測試的前瞻分析。

圖1：對一所香港物業進行的壓力測試，Intensel Limited

氣候風險迫在眉睫，但同時亦蘊藏龐大機遇。掌握相關數據和資訊者將可脫穎而出，有能力順勢而行。此事有賴各地政府領導大局，放遠視野，不僅聚焦於四至五年的規劃。氣候解決方案不應只是財力雄厚者的專利，應惠及整個經濟體和社會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