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的透明度和披露必須加強,以應對氣候風險,而區內的家族企業可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Entela BENZ-SALIASI
科大商學院財務學系兼任副教授

近年來,ESG或可持續投資都發展得非常蓬勃。2019年全球永續投資聯盟調查指出,約30萬億美元資產管理規模符合ESG指標,佔總資產管理規模的三分之一。可惜,亞洲(除日本外)則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在ESG數據對新興國家尤其重要之時,著重ESG的資產管理規模卻少於0.8%[1]。ESG是實用的篩選指標,有助建立更全面穩健的風險管理機制。

ESG投資指致力實現可持續業務發展,這樣才能令業務可存續發展至跨世代。亞洲經濟以家族企業為本,傳統上有符合ESG原則的長遠目光。缺點是這些家族企業都缺乏投資者的壓力,令他們欠缺披露ESG相關資料、政策和策略的動力。

氣候風險是家族企業的最大威脅

ESG說明了數以百計難以量化、衡量和控制的風險因素,因此適當的ESG應用需要精準聚焦。眾多因素中,ESG核心的一個風險因素就是氣候變化,它將帶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由於氣候變化,氣候風險整體而言將成為企業和社會的最大風險。

瞬息萬變的環境、即將出台的法規、政策變化、技術轉移和消費者行為的急劇變化,預計將對企業造成巨大壓力。因此,世界各地的公司開始意識到「如常營運」的情況不復再現。儘管如此,很少公司的領袖掌握氣候風險的概念,更遑論將這些風險計算在內,並設定壓力測試境況。淡化這些風險並視之為尚未明朗或遙不可及已經不合時宜。

家族企業不再如常營運,亞洲尤其如

亞洲的實體氣候風險是歐洲的兩倍,亦高於美國50%。此外,亞洲(特別是沿海城市)亦面臨急速都市化。由於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沿海城市最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影響。單以亞洲為例,2050年之前,生活在廣州、孟買、加爾各答、深圳、天津、胡志明市、雅加達、清奈、蘇拉特、張江、曼谷和廈門等城市約1.8億的人將遭受洪水相關的損失[2]。因此,沿海地區的高氣候風險和嚴重都市化,將導致環境災難和巨大經濟損失,危及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更不幸的是,亞洲對能源、基礎設施的需求不斷增加,同時從農業過渡至工業為主的經濟,加劇區內的二氧化碳濃度和水源短缺。

氣候變化考驗家族企業的「長遠光」

我們常說家族企業目光遠大,問題是隨著氣候風險和氣候變化加劇,這些長遠目光變得難以想像和預測。

世界氣象組織於2019年12月發佈最新消息,預測溫度上升攝氏4至5度。現在我們將之與攝氏1.5度(2015年巴黎協議的目標)比較。2019年之前,我們已超過攝氏1度。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儘管群眾要求採取具體行動遏制氣候變化,各國政府仍未應對。事實上,2019年每星期都發生許多「百年一遇」的事件,包括毀滅性颶風、春季山火、熱浪和不尋常的寒流。試想像十年後的世界是怎樣的光景,將來將變得前路暗淡,每況愈下了。

過去數年,與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有關的財務損失每年介乎2,000至3,000 億美元。在亞洲,不足10%的天氣損失得以賠償,而這些損失越來越大,無法預測亦無法受保。由於氣候變化,氣候風險不再是尾端風險,而是系統性風險。

只有少數公司披露氣候關風險

有危必有機,一切從減緩並適應新產品和新市場開始。壞消息是亞洲只有少數公司披露氣候風險。回顧2018年我們一項全面獨特的分析,發現在2017年向CDP報告的350間亞洲公司中[3],只有326間披露若干資料而獲得CDP評級。然而,其中80%的公司並未提供足夠資料以作評估,因此獲得F級。只有香港、泰國和新加坡擁有B級 — 意識(第二高),且無任公司獲得A級 — 領導(最高)。就國家表現而言,新加坡排名最高,只有66%的公司未能披露資料作評估。印尼和馬來西亞排名最低,分別近98%和80%的公司未能通過最低的F級(未能披露)。

家族企業應站在對抗氣候變化的前線

現今世界,財富即是力量。富人比氣候變化中掙扎求存的窮人有更多道德義務。擁有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家族企業能做些甚麼?以下措施雖未獲採納,但值得廣泛討論,家族企業可以參考。

首先,證據顯示最富有的人口(1%)的排放量是最貧窮人口(最底的10%)的175[4]。家族企業可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減少業務產生的碳足跡。

第二,家族企業可對政府和監管機構發揮政治影響力,以推動結構改革,如就碳污染及水方面採取更嚴格的政策以及對污染用水的公司處以更高罰款。

第三,家族企業可直接施加壓力,要求公司披露氣候風險評估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策略。同樣地,他們可與客戶顧問討論有關標準,以重視及尊重環境的態度管理財富。

第四,家族企業可主動把拒絕就氣候風險採取行動的公司撤走,並將有關決定公諸於。目前,擁有總計8.8萬億元財富59,524富人[5]1,101個組織已從具有爭議活動的公司撤出。

第五,家族企業可自行資助、捐款或直接投資氣候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多是新穎昂貴的,並且需要持續注入資本以解決與氣候有關的問題。

第六,他們可提高意識並促請其他家族企業作出改變。許多家族企業已經在現有的投資框架中解決這些環境題,然而時間緊迫,我們需要領導者更加積極。

總而言之,氣候風險正威脅著社會。最重要的是,鑑於家族企業在亞洲擁有一定的經濟影響力,他們應擔當起道德責任,運用政治權力,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更重大更積極的作用。



[1] DWS Research Institute, 2019年10月, "Why emerging markets are defined by ESG"emerging markets are defined by ES

[2] 亞洲開發銀行(2017年1月)處於危險中的地區:亞太地區氣候變化的人為因素

[3] 第二章「亞洲公司的氣候披露和氣候風險」和第九章「氣候風險因素對中國A股市場估值的影響」,「低碳經濟體的可持續能源和綠色金融」刊物,Jingyan Fu 和 Artie W. Ng (Eds),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4] 自然氣候變化 | 第9期 | 2019年2月 | 82–87 | www.nature.com/natureclimate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