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 的透明度和披露必须加强,以应对气候风险,而区内的家族企业可担当更积极的角色
Entela BENZ-SALIASI
科大商学院财务学系兼任副教授
近年来,ESG或可持续投资都发展得非常蓬勃。2019年全球永续投资联盟调查指出,约30万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符合ESG指针,占总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可惜,亚洲(除日本外)则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ESG数据对新兴国家尤其重要之时,着重ESG的资产管理规模却少于0.8%[1]。ESG是实用的筛选指标,有助建立更全面稳健的风险管理机制。
ESG投资指致力实现可持续业务发展,这样才能令业务可存续发展至跨世代。亚洲经济以家族企业为本,传统上有符合ESG原则的长远目光。缺点是这些家族企业都缺乏投资者的压力,令他们欠缺披露ESG相关资料、政策和策略的动力。
气候风险是家族企业的最大威胁
ESG说明了数以百计难以量化、衡量和控制的风险因素,因此适当的ESG应用需要精准聚焦。众多因素中,ESG核心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气候变化,它将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由于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整体而言将成为企业和社会的最大风险。
瞬息万变的环境、即将出台的法规、政策变化、技术转移和消费者行为的急剧变化,预计将对企业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世界各地的公司开始意识到「如常营运」的情况不复再现。尽管如此,很少公司的领袖掌握气候风险的概念,更遑论将这些风险计算在内,并设定压力测试境况。淡化这些风险并视之为尚未明朗或遥不可及已经不合时宜。
家族企业不再如常营运,亚洲尤其如是
亚洲的实体气候风险是欧洲的两倍,亦高于美国50%。此外,亚洲(特别是沿海城市)亦面临急速都市化。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沿海城市最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影响。单以亚洲为例,2050年之前,生活在广州、孟买、加尔各答、深圳、天津、胡志明市、雅加达、清奈、苏拉特、张江、曼谷和厦门等城市约1.8亿的人将遭受洪水相关的损失[2]。因此,沿海地区的高气候风险和严重都市化,将导致环境灾难和巨大经济损失,危及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更不幸的是,亚洲对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从农业过渡至工业为主的经济,加剧区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水源短缺。
气候变化考验家族企业的「长远目光」
我们常说家族企业目光远大,问题是随着气候风险和气候变化加剧,这些长远目光变得难以想象和预测。
世界气象组织于2019年12月发布最新消息,预测温度上升摄氏4至5度。现在我们将之与摄氏1.5度(2015年巴黎协议的目标)比较。2019年之前,我们已超过摄氏1度。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尽管群众要求采取具体行动遏制气候变化,各国政府仍未应对。事实上,2019年每星期都发生许多「百年一遇」的事件,包括毁灭性飓风、春季山火、热浪和不寻常的寒流。试想像十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光景,将来将变得前路暗淡,每况愈下了。
过去数年,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有关的财务损失每年介乎2,000至3,000 亿美元。在亚洲,不足10%的天气损失得以赔偿,而这些损失越来越大,无法预测亦无法承受保。由于气候变化,气候风险不再是尾端风险,而是系统性风险。
只有少数公司披露气候相关风险
有危必有机,一切从减缓并适应新产品和新市场开始。坏消息是亚洲只有少数公司披露气候风险。回顾2018年我们一项全面独特的分析,发现在2017年向CDP报告的350间亚洲公司中[3],只有326间披露若干资料而获得CDP评级。然而,其中80%的公司并未提供足够数据以作评估,因此获得F级。只有香港、泰国和新加坡拥有B级 — 意识(第二高),且无任公司获得A级 — 领导(最高)。就国家表现而言,新加坡排名最高,只有66%的公司未能披露资料作评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排名最低,分别近98%和80%的公司未能通过最低的F级(未能披露)。
家族企业应站在对抗气候变化的前线
现今世界,财富即是力量。富人比气候变化中挣扎求存的穷人有更多道德义务。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家族企业能做些甚么?以下措施虽未获采纳,但值得广泛讨论,家族企业可以参考。
首先,证据显示最富有的人口(1%)的排放量是最贫穷人口(最底的10%)的175倍[4]。家族企业可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减少业务产生的碳足迹。
第二,家族企业可对政府和监管机构发挥政治影响力,以推动结构改革,例如就碳污染及用水方面采取更严格的政策以及对污染用水的公司处以更高罚款。
第三,家族企业可直接施加压力,要求公司披露气候风险评估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同样地,他们可与客户顾问讨论有关标准,以重视及尊重环境的态度管理财富。
第四,家族企业可主动把拒绝就气候风险采取行动的公司撤走,并将有关决定公诸于世。目前,拥有总计8.8万亿美元财富的59,524位富人[5]及1,101个组织已从具有争议活动的公司撤出。
第五,家族企业可自行资助、捐款或直接投资于气候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很多是新颖而昂贵的,并且需要持续注入资本以解决与气候有关的问题。
第六,他们可提高意识并促请其他家族企业作出改变。许多家族企业已经在现有的投资框架中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然而时间紧迫,我们需要领导者更加积极。
总而言之,气候风险正威胁着社会。最重要的是,鉴于家族企业在亚洲拥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他们应担当起道德责任,运用政治权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
[1] DWS Research Institute, 2019年10月, "Why emerging markets are defined by ESG"emerging markets are defined by ES
[2] 亞洲開發銀行(2017年1月)處於危險中的地區:亞太地區氣候變化的人為因素
[3] 第二章「亞洲公司的氣候披露和氣候風險」和第九章「氣候風險因素對中國A股市場估值的影響」,「低碳經濟體的可持續能源和綠色金融」刊物,Jingyan Fu 和 Artie W. Ng (Eds),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4] 自然氣候變化 | 第9期 | 2019年2月 | 82–87 | www.nature.com/natureclimate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