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項考查1990年到2006年美國各州企業所得稅變化的研究，公司稅賦增高會導致專利數量、研發開支和新產品上市數量下降，但減稅似乎並沒有促進這類與創新關聯的活動。

Abhiroop Mukherjee、Manpreet Singh和Alminas Žaldokas等研究人員剔除了導致創新活動減少的其他原因，包括當地的經濟狀況。他們發現，在加稅的兩年內，67%的受影響企業提交的專利項目數量比同等經濟條件下不受稅賦變化影響的鄰州企業提交的專利項目數量少一項。這相當於專利活動總體下降5%。

同樣，研發開支下降了4.3%，新產品上市數量下降5.1%。

作者說：“這些研究合在一起，表明企業稅賦的效應貫穿于創新的所有階段。在將創新視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決定因素的前提下，我們相信這些結果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是及時的，與政策相關的。”

在導致創新下降的原因方面，他們除了剔除當地經濟條件外，還考慮了其他因素，如企業所在州的政治狀況是否不同，企業稅的效應是否由創新大州（加利福尼亞州和麻塞諸塞州）的變化所驅動，以及加稅是否可以預測。研究結果仍然成立。

作者還研究了可能削弱創新的因素，發現加稅導致大量發明人離開其雇主，且創新項目的風險出現系統性下降。他們還指出，為應對稅賦變化而發生的企業融資變化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創新下降的原因。

即使減稅次數更多，減稅似乎也未能打破這種平衡。在研究時段內，有24個州減稅51次，20個州加稅32次。稅賦效應的這種不對稱可能源於以下事實：如果削減研究經費，現有項目就不得不停止；但如果研究預算突然增加，並不意味著研究人員會立即發現了不起的新創意。所以減稅的效應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鑒於長期許多其他因素可能發生變化，因而很難從資料上看出減稅的效果。

作者說，他們的研究成果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企業稅賦對創新過程的投入或造成的效應，特別是對專利和新產品的效應，迄今研究甚少。

他們說：“與有形的資本投資相比，創新失敗的風險更高，如果項目失敗，已投入的資產進行重新部署的概率會很低，人力資本的投資也需更多。”

這項研究的重點具有當下的實際意義，因為許多政府面臨財政緊縮和未來增長之間的艱難權衡。這種辯論集中於兩個關鍵的論點：加稅會不會像一些人對希臘緊縮協議所持的觀點那樣，會有損害創新之虞，抑或像瑞典那樣，高稅賦能與蓬勃創新兼得？

作者說：“我們的證據支持第一種觀點。企業對加稅的回應是專利申請數量減少，研發投入減少，新產品上市數量減少，這些綜合起來，表明企業稅賦增高的確降低了創新者的動力，並削弱了冒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