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面臨比如氣候變化和貧窮等許多挑戰，這些問題需要社會各個團體合力解決。社區團體、擁有既得利益的持份者、政府、非政府組織及企業往往在這些問題上出現矛盾。但他們有時也會共同努力，想出雙贏的辦法，究竟在什麼情況下，他們才樂意攜手合作呢？

Jakomijn van Wijk、譚志德、Tom Elfring、Charlene Zietsma和Frank den Hond等研究人員提出了這個問題，特別針對荷蘭旅遊業及當地鼓吹可持續發展旅遊業的關係進行研究。

正如他們所解釋：“在80年代初，旅遊業經營者對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可說是莫不關心。到2000年中，幾乎所有旅遊業經營者都承諾根據可持續發展框架經營業務，且所有公司都致力開發可持續的旅遊專案。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倡議者與從業者如何開始協作的，這種協作如何影響行業的發展及所衍生的挑戰？”

通過採訪、廣泛查閱文獻和實地調查，他們揭示了當地負責管理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同參與者可逐漸發展成一個社交網路，以及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關注的框架。

在第一階段（1980-1997年），環保人士開始批評荷蘭旅遊業和集體旅遊的後果。到80年代末，荷蘭旅遊業的主要行業組織——旅行社和旅遊經營者協會(ANVR)承認了這些批評，並成立了一個旅遊業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

由於不同團體(即小圈子)不斷形成網路，其組織性日益加強，最終便促使這類組織的成立。但是，可持續發展旅遊業推動者的觀點各異，行動不一，他們分別集中關注“人”與“全球”相關的問題。

在第二階段（1998-2005年），關注點不僅在人與全球問題，而延伸到旅遊業和可持續發展運動的推廣者，各陣營的分歧也開始逐步收窄。例如1996年成立的旅遊業可持續發展協會(IDUT) 支持 正視“全球”問題，到1997年下半年亦開始接受關注“人”問題的宣導者。這促使該平臺能兼顧兩大陣營的人士，方便加快推動業內的變革，包括通過推出一些可持續計劃和發展一些規模較細的網路，不過取得這些成就是要付出代價的。

作者說：“這種文化與關聯式結構的聚合在‘運動’和‘場域’的演變達到一個‘臨界點’。此時，創新的步伐加快了，但其激進程度被削弱，為持續而漸進的場域變革創造條件。”

隨著宣導者與行業的互動變得更加密切，以及行業採納了宣導者的目標，並找到了中間路線，這意味著各項行動的劇烈程度達不到宣導者最初預期的變革。例如每人乘坐飛機度假的限額被否決，而改為向消費者宣傳碳補償。這證明該運動的終極目標，即發展全面可持續的旅遊經營業，是不現實的。

建立了這些範式後，作者編制了一個模型，描繪了由環保旅遊業推動人士發起的場域變革可以如何更廣泛地運用於荷蘭旅遊業以外的範疇。

該模型針對該運動在不同時間的文化和關係結構，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運動的滲透性”，這使環保旅遊業推動人士和現行從業者能公平滲入對方領域並互相影響（比如ANVR和IDUT）。

另一個特點是協作和拉攏風險，即一個團體試圖取代對方並掌控議程。拉攏的表現可能會很激烈，比如，如果行業使變革宣導者疲於應付，或變更宣導者拒絕在其純粹的理想上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發生變革。但是作者舉了一個互相拉攏的實例，認為不一定會發生這種情況。

作者說：“通常，人們認為運動中的拉攏對運動實現場域變革的動員能力有負面後果，但我們的研究對這一假設提出質疑，解釋了一個互相拉攏的例子，運動及場域參與者磋商文化結構，形成一個規模較小的網路，進而對其創新的結果產生顯著影響。”

作者表示其模型要符合數個條件才有效。例如，運動推廣什麼議題，以及運動如何影響場域，都很重要。運動及現有的參與方必須在其成員中享有足夠的權威，方能促進變革，領導合作。

作者說：“我們的研究表明，組織相對鬆散、權力、資源和支持有限的運動，能在一個既有的組織場域中發起變革，甚至場域中的精英試圖通過拉攏來瓦解運動時亦然。結果表明，共有的關係和文化有能力改變參與者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並改變擺在他們面前的機會。”

作者得出結論：“鑒於世界面臨諸多社會問題需要我們採取集體行動，我們需要更深入瞭解合作的促進效應，這項研究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