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比如气候变化和贫穷等许多挑战，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个团体合力解决。社区团体丶拥有既得利益的持份者丶政府丶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往往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矛盾。但他们有时也会共同努力，想出双赢的办法，究竟在什麽情况下，他们才乐意携手合作呢？

Jakomijn van Wijk丶谭志德丶Tom Elfring丶Charlene Zietsma和Frank den Hond等研究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针对荷兰旅游业及当地鼓吹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关系进行研究。

正如他们所解释：“在80年代初，旅游业经营者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说是莫不关心。到2000年中，几乎所有旅游业经营者都承诺根据可持续发展框架经营业务，且所有公司都致力开发可持续的旅游专案。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议者与从业者如何开始协作的，这种协作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及所衍生的挑战？”

通过采访丶广泛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他们揭示了当地负责管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同参与者可逐渐发展成一个社交网路，以及形成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框架。

在第一阶段（1980-1997年），环保人士开始批评荷兰旅游业和集体旅游的後果。到80年代末，荷兰旅游业的主要行业组织——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协会(ANVR)承认了这些批评，并成立了一个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

由於不同团体(即小圈子)不断形成网路，其组织性日益加强，最终便促使这类组织的成立。但是，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推动者的观点各异，行动不一，他们分别集中关注“人”与“全球”相关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1998-2005年），关注点不仅在人与全球问题，而延伸到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推广者，各阵营的分歧也开始逐步收窄。例如1996年成立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协会(IDUT) 支持 正视“全球”问题，到1997年下半年亦开始接受关注“人”问题的宣导者。这促使该平台能兼顾两大阵营的人士，方便加快推动业内的变革，包括通过推出一些可持续计划和发展一些规模较细的网路，不过取得这些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作者说：“这种文化与关联式结构的聚合在‘运动’和‘场域’的演变达到一个‘临界点’。此时，创新的步伐加快了，但其激进程度被削弱，为持续而渐进的场域变革创造条件。”

随着宣导者与行业的互动变得更加密切，以及行业采纳了宣导者的目标，并找到了中间路线，这意味着各项行动的剧烈程度达不到宣导者最初预期的变革。例如每人乘坐飞机度假的限额被否决，而改为向消费者宣传碳补偿。这证明该运动的终极目标，即发展全面可持续的旅游经营业，是不现实的。

建立了这些范式後，作者编制了一个模型，描绘了由环保旅游业推动人士发起的场域变革可以如何更广泛地运用于荷兰旅游业以外的范畴。

该模型针对该运动在不同时间的文化和关系结构，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运动的渗透性”，这使环保旅游业推动人士和现行从业者能公平渗入对方领域并互相影响（比如ANVR和IDUT）。

另一个特点是协作和拉拢风险，即一个团体试图取代对方并掌控议程。拉拢的表现可能会很激烈，比如，如果行业使变革宣导者疲于应付，或变更宣导者拒绝在其纯粹的理想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变革。但是作者举了一个互相拉拢的实例，认为不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

作者说：“通常，人们认为运动中的拉拢对运动实现场域变革的动员能力有负面後果，但我们的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解释了一个互相拉拢的例子，运动及场域参与者磋商文化结构，形成一个规模较小的网路，进而对其创新的结果产生显着影响。”

作者表示其模型要符合数个条件才有效。例如，运动推广什麽议题，以及运动如何影响场域，都很重要。运动及现有的参与方必须在其成员中享有足够的权威，方能促进变革，领导合作。

作者说：“我们的研究表明，组织相对松散丶权力丶资源和支持有限的运动，能在一个既有的组织场域中发起变革，甚至场域中的精英试图通过拉拢来瓦解运动时亦然。结果表明，共有的关系和文化有能力改变参与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改变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

作者得出结论：“鉴於世界面临诸多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我们需要更深入了解合作的促进效应，这项研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