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被認為是一項能夠改變公司營運外部環境的強大工具，因為公共政策的變化被認為是標誌著邁向新時期。然而，香港科大和哈佛大學學者的研究發現其他環境因素可能影響公共政策的成敗，進而告誡我們不要過分渲染其衝擊力。

黃智和Christopher Marquis在一項有關1896年﹣1978年間美國商業銀行業的研究基礎上得出結論，證明公共政策的影響與科技、經濟和文化條件之間存在顯著的關係。

他們以美國各州設立分行的政策為重點，該政策規定一個州的銀行能否在總部所在地以外的地方設立分行。有些州允許這種行為，有些限制該行為，有些以限制形式允許該行為，但作者認為該政策本身不足以促使銀行決定設立分行，而設立分行的決定可能最終影響銀行發展壯大。

「過去的研究發現政策變化常常會對組織產生強有力的效應，使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儘管我們的研究結果映證了這些研究，但也表明它們可能過分強調了政策變化的影響。組織所面對的環境是複雜而多面的，特定政策只有在存在其他支援性因素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強有力的影響。」

他們關注的因素除設立分行的州政策外，還包括州內鄉村道路的里程數、城市化程度、一個州的銀行數量和農莊數量。他們分析了來自48個相鄰州3,893項州年度觀察資料，以便確定這些因素對銀行地理分佈及銀行地點規模的影響。銀行分行地理分佈與設立分行的政策相關，某地點銀行分行規模則與集中公司策略相關。銀行地理分佈與某地點銀行規模通常不可同時得兼，因為很難維持數個大型分行。

交通技術也被認定對銀行是否採納分散策略特別重要，因為銀行需要便捷地前往州內其他地區的分行進行監控。經濟條件，尤其是商業競爭（以及相對次要的城市化程度），也可能影響銀行設立分行的動力。文化條件則表現為農民的抵制（他們更青睞本地銀行），也可能影響分行營運的成敗，以及是否開設分行。

「我們發現，在狹窄地域內設立一些大型單位的集中戰略，與在廣闊地域內設立數量較多的較小單位的分散戰略之間存在取捨。」

「再者，如果特定州允許設立分行，那麼該政策引導當地銀行實施分散戰略。若該州改善交通技術，特別是鄉村道路，該政策的效應將會增強。但若是銀行間競爭激烈或農業人口多，其效應就會削弱。」

儘管該研究以美國商業銀行業為重點，而美國商業銀行業在20世紀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1900年大約13,000家銀行及87家分行，發展到100年後6,500家銀行及80,000多家分行，但作者認為自己的發現對其他服務行業和其他地區也有意義，因此對政策制定者是有用的。

政策制定者必須承認科技、經濟和文化條件結合起來可能限制他們的政策，他們可以借助兩項策略：將政策目標分解為不同階段，首先實施那些現有條件支援的目標，或針對有環境支援的特別地理區域。例如，中國同時運用了兩項策略，分階段逐步實施市場改革，並從深圳等「經濟特區」開始。

同時，建議政策制定者特別注意科技與政策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因為政策要取得成功可能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印度為例，儘管制定了廣泛的監管措施，鼓勵銀行覆蓋更寬闊的鄉村地區，但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依然無法利用當地銀行，部分原因在於缺乏科技基礎設施，例如交通。

作者認為，政策制定者還應當考慮政策與文化間的相互作用，指出1994年的「Reigle-Neal州際銀行及分行效率法」忽視了這個問題，結果與其預期效應背道而馳：不但未能鼓勵大型銀行的設立，反而致使小型社區銀行遍地開花。

總體結論還表明，應當從歷史環境的角度思考當今公司的成敗。例如北卡羅來納州對銀行分行的設立採取寬鬆政策，現在成了很多大型州際連鎖企業的總部所在地。作者說：「因此，企業外部環境的演變歷史對理解其當前結構和成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