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被认为是一项能够改变公司营运外部环境的强大工具，因为公共政策的变化被认为是标志着迈向新时期。然而，香港科大和哈佛大学学者的研究发现其他环境因素可能影响公共政策的成败，进而告诫我们不要过分渲染其冲击力。

黃智和Christopher Marquis在一项有关1896年-1978年间美国商业银行业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证明公共政策的影响与科技、经济和文化条件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他们以美国各州设立分行的政策为重点，该政策规定一个州的银行能否在总部所在地以外的地方设立分行。有些州允许这种行为，有些限制该行为，有些以限制形式允许该行为，但作者认为该政策本身不足以促使银行决定设立分行，而设立分行的决定可能最终影响银行发展壮大。

「过去的研究发现政策变化常常会对组织产生强有力的效应，使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映证了这些研究，但也表明它们可能过分强调了政策变化的影响。组织所面对的环境是复杂而多面的，特定政策只有在存在其他支持性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他们关注的因素除设立分行的州政策外，还包括州内乡村道路的里程数、城市化程度、一个州的银行数量和农庄数量。他们分析了来自48个相邻州3,893项州年度观察数据，以便确定这些因素对银行地理分布及银行地点规模的影响。银行分行地理分布与设立分行的政策相关，某地点银行分行规模则与集中公司策略相关。银行地理分布与某地点银行规模通常不可同时得兼，因为很难维持数个大型分行。

交通技术也被认定对银行是否采纳分散策略特别重要，因为银行需要便捷地前往州内其他地区的分行进行监控。经济条件，尤其是商业竞争（以及相对次要的城市化程度），也可能影响银行设立分行的动力。文化条件则表现为农民的抵制（他们更青睐本地银行），也可能影响分行营运的成败，以及是否开设分行。

「我们发现，在狭窄地域内设立一些大型单位的集中战略，与在广阔地域内设立数量较多的较小单位的分散战略之间存在取舍。」

「再者，如果特定州允许设立分行，那么该政策引导当地银行实施分散战略。若该州改善交通技术，特别是乡村道路，该政策的效应将会增强。但若是银行间竞争激烈或农业人口多，其效应就会削弱。」

尽管该研究以美国商业银行业为重点，而美国商业银行业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1900年大约13,000家银行及87家分行，发展到100年后6,500家银行及80,000多家分行，但作者认为自己的发现对其他服务行业和其他地区也有意义，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是有用的。

政策制定者必须承认科技、经济和文化条件结合起来可能限制他们的政策，他们可以借助两项策略：将政策目标分解为不同阶段，首先实施那些现有条件支持的目标，或针对有环境支持的特别地理区域。例如，中国同时运用了两项策略，分阶段逐步实施市场改革，并从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

同时，建议政策制定者特别注意科技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因为政策要取得成功可能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以印度为例，尽管制定了广泛的监管措施，鼓励银行覆盖更宽阔的乡村地区，但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依然无法利用当地银行，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科技基础设施，例如交通。

作者认为，政策制定者还应当考虑政策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指出1994年的「Reigle-Neal州际银行及分行效率法」忽视了这个问题，结果与其预期效应背道而驰：不但未能鼓励大型银行的设立，反而致使小型社区银行遍地开花。

总体结论还表明，应当从历史环境的角度思考当今公司的成败。例如北卡罗来纳州对银行分行的设立采取宽松政策，现在成了很多大型州际连锁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作者说：「因此，企业外部环境的演变历史对理解其当前结构和成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