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安然公司的倒塌已成為會計欺詐的同義詞。這個案件揭示出許多令人擔憂的事實，其中之一是事務所會計師專業標準小組Arthur Andersen提出的建議被負責安然檔案的合夥人忽視了。這引發了這樣的疑問：委託人（總部）與代理人（當地辦事處）之間的最佳關係框架應該是怎樣的。

委託人要鼓勵代理人提供相關的資訊。代理人不願意付出不必要的努力，也不想把自己與委託人的決定綁在一起，否則可能會損害其利益，包括其客戶關係。那麼最後的決定權應該掌握在誰手裏？他們應該如何分享資訊，以便始終獲悉棘手的問題？

Paul Newman和Kirill Novoselov構建了一個模型，發現當代理人和委託人都沒有作出專家決定所需的全部資訊時，正式允許代理人發表不同意見 - 即處理「世界的真實狀況」，是最理想的做法。這與Arthur Andersen那裏發生的情況是一致的。

但另外還有一個更驚人的結果：委託人可能與代理人達成非正式協定，當代理人是更在行的專家時，允許代理人提出反對意見。雖然權力仍然集中在委託人手裏，但代理人得到默許，可以選擇其認為合適的任何行動路線。

作者說，委託人採用這種安排，而不是向代理人授予許可權，是有理由的：他們想要鼓勵代理人首先報告資訊。在授權方式下，如果委託人發現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代理人可能就會決定不報告問題，以便保護自己的客戶基礎，這一客戶基礎將小於委託人的客戶基礎。

在許可權集中的情況下，代理人理論上應該報告更多問題，原因是委託人將負責回應。但是，如果代理人是更在行的專家，就可能不同意委託人的建議，並可能發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此情況下，委託人可能會願意讓代理人忽略建議，以便使代理人先報告資訊。

2007年，作者寫出論文後，法國興業銀行醜聞證實了這些預測。據報導，流氓交易員Jerome Kerviel的主管察覺到他的活動，但選擇視而不見，原因是Kerviel在衍生品領域的專業知識優於其主管。

作者指出其模型有廣泛的應用領域。例如，工廠經理可以在產品瑕疵的接受程度上不認同首席營運官。區域經理也可以在轉讓定價政策上不認同首席執行官。

作者說：「委託人和代理人對適當行動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景在各種組織環境中經常發生。如果代理人認為委託人要求其採取的行動會不利於代理人的問題，那麼由於對問題的隔閡，委託人可能就不會獲悉問題。」

因此，公司需要找到一種適合其具體情況的報告模型。不過，作者提出，在授權的情況下，法律行動等外部因素也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結果」，這在安然案件中可見一斑。

作者說：「外部原因導致代理人因未能採取適當的措施而遭受處罰，這種情況越來越多，可能會導致委託人的災難性風險增加，此時，可以把災難設想成主要的審計失職或產品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