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安然公司的倒塌已成为会计欺诈的同义词。这个案件揭示出许多令人担忧的事实，其中之一是事务所会计师专业标准小组Arthur Andersen提出的建议被负责安然档案的合伙人忽视了。这引发了这样的疑问：委托人（总部）与代理人（当地办事处）之间的最佳关系框架应该是怎样的。

委托人要鼓励代理人提供相关的信息。代理人不愿意付出不必要的努力，也不想把自己与委托人的决定绑在一起，否则可能会损害其利益，包括其客户关系。那么最后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谁手里？他们应该如何分享信息，以便始终获悉棘手的问题？

Paul Newman和Kirill Novoselov构建了一个模型，发现当代理人和委托人都没有作出专家决定所需的全部信息时，正式允许代理人发表不同意见 - 即处理「世界的真实状况」，是最理想的做法。这与Arthur Andersen那里发生的情况是一致的。

但另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结果：委托人可能与代理人达成非正式协议，当代理人是更在行的专家时，允许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虽然权力仍然集中在委托人手里，但代理人得到默许，可以选择其认为合适的任何行动路线。

作者说，委托人采用这种安排，而不是向代理人授予权限，是有理由的：他们想要鼓励代理人首先报告信息。在授权方式下，如果委托人发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代理人可能就会决定不报告问题，以便保护自己的客户基础，这一客户基础将小于委托人的客户基础。

在权限集中的情况下，代理人理论上应该报告更多问题，原因是委托人将负责回应。但是，如果代理人是更在行的专家，就可能不同意委托人的建议，并可能发觉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可能会愿意让代理人忽略建议，以便使代理人先报告信息。

2007年，作者写出论文后，法国兴业银行丑闻证实了这些预测。据报道，流氓交易员Jerome Kerviel的主管察觉到他的活动，但选择视而不见，原因是Kerviel在衍生品领域的专业知识优于其主管。

作者指出其模型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例如，工厂经理可以在产品瑕疵的接受程度上不认同首席营运官。区域经理也可以在转让定价政策上不认同首席执行官。

作者说：「委托人和代理人对适当行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景在各种组织环境中经常发生。如果代理人认为委托人要求其采取的行动会不利于代理人的问题，那么由于对问题的隔阂，委托人可能就不会获悉问题。」

因此，公司需要找到一种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报告模型。不过，作者提出，在授权的情况下，法律行动等外部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这在安然案件中可见一斑。

作者说：「外部原因导致代理人因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而遭受处罚，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委托人的灾难性风险增加，此时，可以把灾难设想成主要的审计失职或产品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