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擊新興市場
朴之水教授
科大商學院經濟學系主任及講座教授
Alicia GARCIA-HERRERO教授
科大商學院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與其他環球危機相比，是次疫情產生龐大經濟代價的特別之處，在於需求及供應雙雙遭受重大衝擊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新興市場。截至8月5日，除美國外，確診個案最多的國家是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以及最早爆發疫情的中國，亦即是自2000年代初起合稱為「金磚五國」 (BRICS)的主要新興國家。
上述國家為全球增長貢獻良多，中國的表現尤其顯著。新冠疫情在這些國家肆虐，也使全球經濟復甦蒙上陰影。其實不只金磚五國，人口稠密而確診個案又超過十萬宗的國家還有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墨西哥、伊朗和埃及。世界各國仍在全力抗疫，提防病毒再度爆發。
與其他環球危機相比，是次疫情產生龐大經濟代價的特別之處，在於需求及供應雙雙遭受重大衝擊。受疫情影響的國家對出口需求下降，同時限制國民前往他國旅遊和投資，對外需造成了打擊，加上失業率上升、人們不願外出，導致消費減少，亦令內需下跌。
供應受到衝擊是指居家限制令擾亂正常工作、商業活動暫停及施行人流管制，導致供應鏈遭到沉重打擊。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需倚賴出口 (特別是商品) 和旅遊業，面對需求及供應遭受雙重打擊，影響尤其嚴峻，而且礙於體制能力較弱，資金和財政資源調動受限，在對抗疫情方面往往也較為乏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6月發表的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的全球增長預期為負4.9%，而2019年則是2.9%。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在2019年增長3.7%，預期2020年為負3.0%，跌幅會較發達國家輕微；相反，發達國家的2019年增長為1.7%，但2020年預期將出現負8.0%的跌幅。富有國家受影響較大，反映這些國家在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打擊較為嚴重，加上富有國家經濟以服務業為主，社交距離等措施造成的不利影響也較大。
然而，近期金磚五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確診個案暴升，上述預測或許已屬過時。而且，有關預測並無顧及新冠疫情對全球的廣泛影響，亦忽略了某些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日益倚賴外部融資的情況。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可能出現大量貧困人口，面對的風險程度也更高。
表 1. IMF對金磚五國的增長預測
表 1 列出疫情影響金磚五國經濟增長的預測，說明了各國受疫情影響的差距巨大。中國是唯一預期可於2020年錄得正增長 (1.0%) 的國家，原因是中國迅速控制了疫情，也是首個重啟經濟的國家，並且有能力調度資金實施積極進取的政策應付疫情。
跟不少國家一樣，中國內地在封城期間消費劇減，但解封後市面迅速好轉，只是由於人們仍然保持戒心，加上受到外需持續疲弱的衝擊，經濟未能全面恢復至疫前水平。同理，許多國家亦發現經濟復甦速度較原本預計緩慢。
在金磚五國中，預計巴西所受打擊最大，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預計下跌9.1%。巴西的醫療系統雖然完備，但一如美國，巴西總統卻低估病毒的殺傷力，未有推出全民抗疫策略，導致8月初已有2.75百萬宗確診個案，內需及供應隨之受到嚴重衝擊。同時，巴西是石油出口國，但石油價格由2020年初每桶60美元，到4月下跌至每桶20美元以下 (8月初已回升至每桶逾40美元) ，石油價格暴跌亦打擊了巴西的經濟。
俄羅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國，僅次於沙特阿拉伯，亦是天然氣的主要出口國，面對疫情影響全球能源需求，俄羅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2020年的預測增長為負6.6%。反觀中國、印度及南非是石油進口國，雖然各國的石油需求幾乎均有所減少，但仍受惠於石油價格下跌。然而，南非出口大量礦產，除黃金外，其他礦產的外需皆見縮減。在疫情爆發前，南非經濟已相當疲弱 (增長乏力、負債高企、貧富懸殊) ，因此，有效對抗疫情的能力有限。
印度面對的困難在於國內醫療基建不足、城市貧民窟難以實施社交距離，以及非正規工人佔勞動力90%，一旦經濟萎縮便有大量工人失業。
新債務危機？
新冠肺炎擴散至新興經濟體，亦暴露了疫前並未為意的弱點，就是許多新興市場過度倚賴外部融資。根據過往經驗，當國際資金突然撤退時，例如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1997至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7至2008年間的環球金融危機之際，倚賴外部融資的國家岌岌可危。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外資紛紛撤出新興市場另覓美元資產避險，撤資速度之快前所未見。由 Alicia Garcia-Herrero 及 Elina Ribakova (2020) 聯合撰寫的研究，分析新興經濟體在疫情中受創於美元流動性緊縮的因素，並衡量能夠解決此一局面的各種方法，包括IMF的角色。
由於資本和收入渠道原因，新興市場高度倚賴美元流動性。資本渠道指以資本流入形式的借款淨額。新興市場越是倚賴短期投機資金或「熱錢」的流入，因全球美元流動性緊縮而承受的風險便越高。收入渠道是指取得美元收入，主要是透過出口貨物 (包括商品) 及服務 (主要是旅遊業)，或跨境使用國家資源的付款如匯款等，但兩者均受到疫情拖累。新冠疫情嚴重打擊資本和收入渠道，削弱新興市場取得美元的能力。
流入新興市場的投機資金突然煞停，情況前所未見。事實上，這次投機資金的流出量是過往數次危機時刻的幾倍，更甚於2007至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2013年美國聯邦儲備局暗示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緊縮恐慌，又或是2015年內地股市暴跌的股災時刻 (圖2) 。資金紛紛湧向美元，因而將美元推高，令新興市場償付外債的成本更高。疫情爆發後美元飆升，直至美國聯儲局將息率削減至零，美元匯率方告回落。由於資金大量流出，IMF預計新興市場所需融資總額可能達2.5兆美元。IMF已收到100個成員國請求財政援助，其中，不少最需援助的國家是新興市場，特別是外債累累的拉丁美洲國家(圖3) 。
新興市場如何解決融資困境？可行的解決辦法有四種：本地貨幣政策、資本控制、動用外匯儲備，以及向IMF借貸[1]。可是，首三項對大部份新興市場的作用有限，而IMF目前的資源也不足以應付大量的援助請求，意味著當前需要國際社會協力動用額外資源，向陷入困境的貧窮國家伸出援手。
不少新興市場央行為應付經濟衰退，運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然而，減息或印鈔會引致貨幣貶值，加重美元債務的負擔，而且外需大跌，受惠於出口增長的幅度有限。此外，貨幣持續貶值也會引起恐慌，加速資金外流。因此，貨幣政策並不能解決外部融資問題。
為免要以加息來倒塞資本流出，另一捷徑便是實施資本控制。但對於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國家而言，這手段未免過於激烈，此舉有可能斷絕向市場融資的機會，並且喪失投資者的信任，即使危機過後，投資者也可能一去不復返。無論如何，一如以往的金融危機，外債會催化各國對限制資本流動有較正面的看法，IMF的綜合政策架構最終亦會反映這種取態。為防資本突然流出造成影響，中國從未實施資本賬戶自由化。
豐厚的外匯儲備當然是防禦美元流走及保障償還美元債務的第一防線。亞洲及中東國家大多擁有強大的外匯儲備，但並非所有國家都具此儲備實力。在疫情影響下，石油價格下滑，中東的石油生產國紛紛減產，外匯儲備亦見縮減；而亞洲經濟體面對外需急劇下降，貿易盈餘亦見收窄。
要解決新興市場因疫情而出現的流動性問題，IMF自是最適當人選，畢竟，協助各國應對危機也是IMF的核心任務。但是，IMF目前可動用的援助儲備估計只約有8,000億美元，遠遠不足以應付超過2兆美元的需求，因此當務之急是全面增加儲備金額，但IMF成員國未必能就此迅速達成協議。此外，IMF亦須放寬條款迅速發放援助貸款。
疫症肆虐全球，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和協調，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援助，不只是解決債務問題，還應協力對抗病毒傳播及提供治療和疫苗。然而，目前美國、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關係緊張，加上各國領袖為應付國內疫情早已自顧不暇，向困境中國家施予援手也非易事，只是任由數以百萬計的貧困人口受疫情影響而置之不理，代價也未免太高了。
參考
Garcia-Herrero, Alicia, and Elina Ribakova. COVID-19’s Reality Shock for External-funding Dependent Emerging Economies,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No. 10, Ma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