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信报》，2026年3月2日
城市竞争力取决技术转化为公共价值
许佳龙
科大协理副校长（学术发展）；信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艾礼文家族商学教授
笔者上一篇文章讨论了运用「科技发展潜力」（TDP） ×「生态共益能力」（ECB）双维度的崭新分析框架，评估世界10个主要科技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差异，透过评量TDP与ECB所得的双维度矩阵，发现全球10个代表性科技城市并未呈现「科技越强、共益越高」的线性分布，而是清晰地分化为四类结构位置，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发展路径、约束条件与政策优先级别。即——
- 高 TDP ×高 ECB（双优型）
- 高 TDP ×低 ECB（增长驱动型）
- 低 TDP ×高 ECB（韧性协同型）
- 低 TDP ×低 ECB（转型潜力型）
不同发展路径结构与风险
（一）双优型：以旧金山、纽约、新加坡、伦敦、中国香港为代表。处于这一象限的城市，同时具备较强的科技能力底盘，以及顺畅的共益转化机制。科技能力与社会包容、治理信任及环境绩效共同提升，科技持续转化为公共价值增量。
（二）增长驱动型：代表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在这些城市中，科技增长更多体现为企业与资本层面的成功，而向社会整体扩散的效率相对有限，外溢受阻，公共系统承载能力逐渐成为约束因素。
需要强调，这并非「科技失败」，而是科技转化机制未够充分。增长驱动型城市的风险不在于科技不够强，而在于在高技术密度阶段，制度协调、社会包容与环境承载未能同步升级，容易进入「拥挤效应」区间。
（三）韧性协同型：代表城市为赫尔辛基。这类城市科技能力并非最强，但凭借制度、社会与环境优势，以较低的技术密度维持较高的发展质量。其长期吸引力往往被低估，却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展现出更强韧性。其挑战不在于「是否要发展科技」，而在于如何在不破坏既有共益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科技转化效率。
（四）转型潜力型：代表城市为特拉维夫
这一象限中的城市内部差异显著，但共同特征是科技或创新要素具备一定实力，但在共益转化链条上仍存在结构性断点；其关键不在于「补一个指针」，而在于系统性重构科技、制度、社会、环境的协同关系。否则，即使实现局部科技突破，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竞争力。
有关四类科技城市发展路径的结构特征、主要风险和政策含义，可参见附表。
附表：四类科技城市发展路径 | ||||
类 型 | 城 市 | 结构特征 | 主要风险 | 政策含义 |
双优型 （ 高TDP×高ECB） | 旧金山、纽约、新加坡、伦敦、中国香港 | 科技强、共益高 | 创新治理复杂 | 全球标杆，应防止路径锁定 |
增长驱动型 （ 高TDP×低ECB） | 北京、上海、深圳 | 技术领先但外溢受阻 | 不平等、住房、生态压力 | 治理、包容与环境为优先改革方向 |
韧性协同型 （低TDP×高ECB）
| 赫尔辛基 | 共益基础好但科技不足 | 创新动能不足 | 通过科技升级实现跃迁 |
转型潜力型 （低TDP×低ECB）
| 特拉维夫 | 双重约束 | 系统性滞后 | 需制度与产业的系统性重构 |
数据源：科大商学院技术与生态研究中心，《全球领军科技城市科技发展潜力与生态共益能力指数报告》，页27 | ||||
香港需巩固转化结构
关于香港方面，研究显示，其科技活动开始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外溢，且制度治理、资本流动与国际连接等优势为转化提供了基础条件。然而，香港的核心矛盾不在于「是否具备科技潜力」，而在于「转化机制是否进入稳态」。
因此，香港的政策重点应从「做大科创口号」转向「巩固转化结构」：以制度与场景开放扩大扩散半径，以住房与公共服务强化社会吸纳与人才沈淀，并以算力与硬科技载体建设提升高密度阶段的系统承载力，稳定香港仅仅跨越「双优」门坎的基础。
「投入规模」转向「转化链条」
从整体来说，我们有三项建议——
- 科技战略不再是「单一赛道」，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传统科技政策往往被视为一条相对独立的政策赛道，其目标主要聚焦于研发投入规模、创新主体数量或技术突破本身。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孤立型科技战略」正在显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边界。在科技发展潜力较高的城市中，决定科技是否能够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并非技术能力本身，而是科技与制度、产业、社会及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
第二，评估城市竞争力，必须从「投入规模」转向「转化链条」。
实证结果显示，在科技密度较高的阶段，单纯扩大投入规模，对提升生态共益能力的边际贡献会明显递减。
具体而言，城市决策者需要系统性追问：科技成果是否穿透了产业边界，进入公共服务与传统行业？创新是否形成了跨企业、跨部门、跨群体的扩散路径？科技资本是否支持了企业成长的完整生命周期，而非仅停留在早期估值阶段？换言之，决定城市长期竞争力的，并不是科技投入的「高度」，而是科技转化链条的「完整度」。
第三，高科技城市尤其需要重视「慢变量」的前置治理。
在科技高度集聚的城市中，影响长期发展质量的关键变量，往往并非短期内可快速调整的「快变量」，而是制度信任、社会包容与环境承载等「慢变量」。这些变量具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难以通过短期政策冲刺迅速改善；二是一旦失衡，其负面影响具有高度累积性；三是在科技扩张早期往往被低估，却在高密度阶段集中显现。
科技长期服务公共价值
我们撰写这份报告，是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坐标——在人工智能全面到来之前，帮助城市、企业与政策制定者更清醒地看见，技术将如何重塑社会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生态协同，使技术真正服务于长期、可持续的公共价值。
总括来说，一座真正领先的科技城市，不再只是「高科技城市」，而是能够在高技术密度条件下，依然保持社会、制度与生态稳定的「高共益城市」。未来的城市竞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谁能让科技长期服务于公共价值」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