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信報》，2026年3月2日
城市競爭力取決技術轉化為公共價值
許佳龍
科大協理副校長（學術發展）；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筆者上一篇文章討論了運用「科技發展潛力」（TDP） ×「生態共益能力」（ECB）雙維度的嶄新分析框架，評估世界10個主要科技城市之間的競爭力差異，透過評量TDP與ECB所得的雙維度矩陣，發現全球10個代表性科技城市並未呈現「科技越強、共益越高」的線性分布，而是清晰地分化為四類結構位置，分別對應着不同的發展路徑、約束條件與政策優先級別。即——
- 高 TDP ×高 ECB（雙優型）
- 高 TDP ×低 ECB（增長驅動型）
- 低 TDP ×高 ECB（韌性協同型）
- 低 TDP ×低 ECB（轉型潛力型）
不同發展路徑結構與風險
（一）雙優型：以舊金山、紐約、新加坡、倫敦、中國香港為代表。處於這一象限的城市，同時具備較強的科技能力底盤，以及順暢的共益轉化機制。科技能力與社會包容、治理信任及環境績效共同提升，科技持續轉化為公共價值增量。
（二）增長驅動型：代表城市為北京、上海、深圳。在這些城市中，科技增長更多體現為企業與資本層面的成功，而向社會整體擴散的效率相對有限，外溢受阻，公共系統承載能力逐漸成為約束因素。
需要強調，這並非「科技失敗」，而是科技轉化機制未夠充分。增長驅動型城市的風險不在於科技不夠強，而在於在高技術密度階段，制度協調、社會包容與環境承載未能同步升級，容易進入「擁擠效應」區間。
（三）韌性協同型：代表城市為赫爾辛基。這類城市科技能力並非最強，但憑借制度、社會與環境優勢，以較低的技術密度維持較高的發展質量。其長期吸引力往往被低估，卻在不確定性環境中展現出更強韌性。其挑戰不在於「是否要發展科技」，而在於如何在不破壞既有共益結構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科技轉化效率。
（四）轉型潛力型：代表城市為特拉維夫
這一象限中的城市內部差異顯著，但共同特徵是科技或創新要素具備一定實力，但在共益轉化鏈條上仍存在結構性斷點；其關鍵不在於「補一個指標」，而在於系統性重構科技、制度、社會、環境的協同關係。否則，即使實現局部科技突破，也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城市競爭力。
有關四類科技城市發展路徑的結構特徵、主要風險和政策含義，可參見附表。
附表：四類科技城市發展路徑 | ||||
類 型 | 城 市 | 結構特徵 | 主要風險 | 政策含義 |
雙優型 （ 高TDP×高ECB） | 舊金山、紐約、新加坡、倫敦、中國香港 | 科技強、共益高 | 創新治理複雜 | 全球標桿，應防止路徑鎖定 |
增長驅動型 （ 高TDP×低ECB） | 北京、上海、深圳 | 技術領先但外溢受阻 | 不平等、住房、生態壓力 | 治理、包容與環境為優先改革方向 |
韌性協同型 （低TDP×高ECB）
| 赫爾辛基 | 共益基礎好但科技不足 | 創新動能不足 | 通過科技升級實現躍遷 |
轉型潛力型 （低TDP×低ECB）
| 特拉維夫 | 雙重約束 | 系統性滯後 | 需制度與產業的系統性重構 |
資料來源：科大商學院技術與生態研究中心，《全球領軍科技城市科技發展潛力與生態共益能力指數報告》，頁27 | ||||
香港需鞏固轉化結構
關於香港方面，研究顯示，其科技活動開始產生一定的公共價值外溢，且制度治理、資本流動與國際連接等優勢為轉化提供了基礎條件。然而，香港的核心矛盾不在於「是否具備科技潛力」，而在於「轉化機制是否進入穩態」。
因此，香港的政策重點應從「做大科創口號」轉向「鞏固轉化結構」：以制度與場景開放擴大擴散半徑，以住房與公共服務強化社會吸納與人才沈澱，並以算力與硬科技載體建設提升高密度階段的系統承載力，穩定香港僅僅跨越「雙優」門檻的基礎。
「投入規模」轉向「轉化鏈條」
從整體來說，我們有三項建議——
- 科技戰略不再是「單一賽道」，而是一項系統工程。
傳統科技政策往往被視為一條相對獨立的政策賽道，其目標主要聚焦於研發投入規模、創新主體數量或技術突破本身。然而，筆者的研究表明，這種「孤立型科技戰略」正在顯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邊界。在科技發展潛力較高的城市中，決定科技是否能夠轉化為長期競爭力的，並非技術能力本身，而是科技與制度、產業、社會及生態系統之間的耦合程度。
第二，評估城市競爭力，必須從「投入規模」轉向「轉化鏈條」。
實證結果顯示，在科技密度較高的階段，單純擴大投入規模，對提升生態共益能力的邊際貢獻會明顯遞減。
具體而言，城市決策者需要系統性追問：科技成果是否穿透了產業邊界，進入公共服務與傳統行業？創新是否形成了跨企業、跨部門、跨群體的擴散路徑？科技資本是否支持了企業成長的完整生命週期，而非僅停留在早期估值階段？換言之，決定城市長期競爭力的，並不是科技投入的「高度」，而是科技轉化鏈條的「完整度」。
第三，高科技城市尤其需要重視「慢變量」的前置治理。
在科技高度集聚的城市中，影響長期發展質量的關鍵變量，往往並非短期內可快速調整的「快變量」，而是制度信任、社會包容與環境承載等「慢變量」。這些變量具有三個共同特徵：一是難以通過短期政策冲刺迅速改善；二是一旦失衡，其負面影響具有高度累積性；三是在科技擴張早期往往被低估，卻在高密度階段集中顯現。
科技長期服務公共價值
我們撰寫這份報告，是希望提出一種新的理解坐標——在人工智能全面到來之前，幫助城市、企業與政策制定者更清醒地看見，技術將如何重塑社會結構，以及如何通過制度設計與生態協同，使技術真正服務於長期、可持續的公共價值。
總括來說，一座真正領先的科技城市，不再只是「高科技城市」，而是能夠在高技術密度條件下，依然保持社會、制度與生態穩定的「高共益城市」。未來的城市競爭，歸根結底，是一場關於「誰能讓科技長期服務於公共價值」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