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新兴市场
朴之水教授
科大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及讲座教授
Alicia GARCIA-HERRERO教授
科大商学院经济学系兼任教授
与其他环球危机相比，是次疫情产生庞大经济代价的特别之处，在于需求及供应双双遭受重大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新兴市场。截至8月5日，除美国外，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是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以及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亦即是自2000年代初起合称为「金砖五国」 (BRICS)的主要新兴国家。
上述国家为全球增长贡献良多，中国的表现尤其显著。新冠疫情在这些国家肆虐，也使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其实不只金砖五国，人口稠密而确诊个案又超过十万宗的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墨西哥、伊朗和埃及。世界各国仍在全力抗疫，提防病毒再度爆发。
与其他环球危机相比，是次疫情产生庞大经济代价的特别之处，在于需求及供应双双遭受重大冲击。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对出口需求下降，同时限制国民前往他国旅游和投资，对外需造成了打击，加上失业率上升、人们不愿外出，导致消费减少，亦令内需下跌。
供应受到冲击是指居家限制令扰乱正常工作、商业活动暂停及施行人流管制，导致供应链遭到沉重打击。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倚赖出口 (特别是商品) 和旅游业，面对需求及供应遭受双重打击，影响尤其严峻，而且碍于体制能力较弱，资金和财政资源调动受限，在对抗疫情方面往往也较为乏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6月发表的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的全球增长预期为负4.9%，而2019年则是2.9%。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在2019年增长3.7%，预期2020年为负3.0%，跌幅会较发达国家轻微；相反，发达国家的2019年增长为1.7%，但2020年预期将出现负8.0%的跌幅。富有国家受影响较大，反映这些国家在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打击较为严重，加上富有国家经济以服务业为主，社交距离等措施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较大。
然而，近期金砖五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确诊个案暴升，上述预测或许已属过时。而且，有关预测并无顾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广泛影响，亦忽略了某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倚赖外部融资的情况。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可能出现大量贫困人口，面对的风险程度也更高。
表 1. IMF对金砖五国的增长预测
表 1 列出疫情影响金砖五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说明了各国受疫情影响的差距巨大。中国是唯一预期可于2020年录得正增长 (1.0%) 的国家，原因是中国迅速控制了疫情，也是首个重启经济的国家，并且有能力调度资金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应付疫情。
跟不少国家一样，中国内地在封城期间消费剧减，但解封后市面迅速好转，只是由于人们仍然保持戒心，加上受到外需持续疲弱的冲击，经济未能全面恢复至疫前水平。同理，许多国家亦发现经济复苏速度较原本预计缓慢。
在金砖五国中，预计巴西所受打击最大，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下跌9.1%。巴西的医疗系统虽然完备，但一如美国，巴西总统却低估病毒的杀伤力，未有推出全民抗疫策略，导致8月初已有2.75百万宗确诊个案，内需及供应随之受到严重冲击。同时，巴西是石油出口国，但石油价格由2020年初每桶60美元，到4月下跌至每桶20美元以下 (8月初已回升至每桶逾40美元) ，石油价格暴跌亦打击了巴西的经济。
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亦是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面对疫情影响全球能源需求，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2020年的预测增长为负6.6%。反观中国、印度及南非是石油进口国，虽然各国的石油需求几乎均有所减少，但仍受惠于石油价格下跌。然而，南非出口大量矿产，除黄金外，其他矿产的外需皆见缩减。在疫情爆发前，南非经济已相当疲弱 (增长乏力、负债高企、贫富悬殊) ，因此，有效对抗疫情的能力有限。
印度面对的困难在于国内医疗基建不足、城市贫民窟难以实施社交距离，以及非正规工人占劳动力90%，一旦经济萎缩便有大量工人失业。
新债务危机？
新冠肺炎扩散至新兴经济体，亦暴露了疫前并未为意的弱点，就是许多新兴市场过度倚赖外部融资。根据过往经验，当国际资金突然撤退时，例如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7至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至2008年间的环球金融危机之际，倚赖外部融资的国家岌岌可危。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外资纷纷撤出新兴市场另觅美元资产避险，撤资速度之快前所未见。由 Alicia Garcia-Herrero 及 Elina Ribakova (2020) 联合撰写的研究，分析新兴经济体在疫情中受创于美元流动性紧缩的因素，并衡量能够解决此一局面的各种方法，包括IMF的角色。
由于资本和收入渠道原因，新兴市场高度倚赖美元流动性。资本渠道指以资本流入形式的借款净额。新兴市场越是倚赖短期投机资金或「游资」的流入，因全球美元流动性紧缩而承受的风险便越高。收入渠道是指取得美元收入，主要是透过出口货物 (包括商品) 及服务 (主要是旅游业)，或跨境使用国家资源的付款如汇款等，但两者均受到疫情拖累。新冠疫情严重打击资本和收入渠道，削弱新兴市场取得美元的能力。
流入新兴市场的投机资金突然煞停，情况前所未见。事实上，这次投机资金的流出量是过往数次危机时刻的几倍，更甚于2007至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201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暗示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国国库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紧缩恐慌，又或是2015年内地股市暴跌的股灾时刻 (图2) 。资金纷纷涌向美元，因而将美元推高，令新兴市场偿付外债的成本更高。疫情爆发后美元飙升，直至美国联储局将息率削减至零，美元汇率方告回落。由于资金大量流出，IMF预计新兴市场所需融资总额可能达2.5兆美元。IMF已收到100个成员国请求财政援助，其中，不少最需援助的国家是新兴市场，特别是外债累累的拉丁美洲国家(图3) 。
新兴市场如何解决融资困境？可行的解决办法有四种：本地货币政策、资本控制、动用外汇储备，以及向IMF借贷[1]。可是，首三项对大部份新兴市场的作用有限，而IMF目前的资源也不足以应付大量的援助请求，意味着当前需要国际社会协力动用额外资源，向陷入困境的贫穷国家伸出援手。
不少新兴市场央行为应付经济衰退，运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然而，减息或印钞会引致货币贬值，加重美元债务的负担，而且外需大跌，受惠于出口增长的幅度有限。此外，货币持续贬值也会引起恐慌，加速资金外流。因此，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外部融资问题。
为免要以加息来倒塞资本流出，另一快捷方式便是实施资本控制。但对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国家而言，这手段未免过于激烈，此举有可能断绝向市场融资的机会，并且丧失投资者的信任，即使危机过后，投资者也可能一去不复返。无论如何，一如以往的金融危机，外债会催化各国对限制资本流动有较正面的看法，IMF的综合政策架构最终亦会反映这种取态。为防资本突然流出造成影响，中国从未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
丰厚的外汇储备当然是防御美元流走及保障偿还美元债务的第一防线。亚洲及中东国家大多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此储备实力。在疫情影响下，石油价格下滑，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纷纷减产，外汇储备亦见缩减；而亚洲经济体面对外需急剧下降，贸易盈余亦见收窄。
要解决新兴市场因疫情而出现的流动性问题，IMF自是最适当人选，毕竟，协助各国应对危机也是IMF的核心任务。但是，IMF目前可动用的援助储备估计只约有8,000亿美元，远远不足以应付超过2兆美元的需求，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增加储备金额，但IMF成员国未必能就此迅速达成协议。此外，IMF亦须放宽条款迅速发放援助贷款。
疫症肆虐全球，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和协调，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不只是解决债务问题，还应协力对抗病毒传播及提供治疗和疫苗。然而，目前美国、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上各国领袖为应付国内疫情早已自顾不暇，向困境中国家施予援手也非易事，只是任由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受疫情影响而置之不理，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参考
Garcia-Herrero, Alicia, and Elina Ribakova. COVID-19’s Reality Shock for External-funding Dependent Emerging Economies,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No. 10, Ma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