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篇】— 刊於《經濟日報》，2024年2月22日
打擊猖獗詐騙 防網絡使用信任危機
許佳龍
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
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日前警方公布，去年本港共有約9萬宗罪案，詐騙案佔3.9萬宗，按年飊升 42.6%，當中超過70%為網上騙案，包括網上購物、投資騙案、社交媒體騙案、電話騙案、釣魚騙案等，可見當前網上和電話詐騙行為，已泛濫到十分嚴重地步。如今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網絡和電話騙案亦以日新月異的手法，無孔不入。
面對騙案「禁之不絕」，新加坡於 2月1日起施行《網絡犯罪危害法》，賦予當局根㯫案情，發出5種指令權力，包括停止通訊、內容屏蔽、用戶限制、網域屏蔽，以及刪除手機應用，不遵從指令者可能被起訴。政府透過立法手段，鐵腕對付層出不窮的網絡詐騙行為。
立法鐵腕打擊
要打擊網絡行騙，全球多國都以立法手段，來保護潛在的受害群體，例如已告生效的歐盟《數碼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便規定，受法案監管的科技公司包括谷歌等，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防止虛假訊息蔓延、向用戶和兒童提供更多保護、有義務打擊違法商品及內容等。英國國會去年9月亦通過《網絡安全法案》（Online Safety Bill），要求臉書、YouTube和TikTok等社交媒體，制訂更嚴格的標準，迅速刪除非法內容；而中國內地亦有類似停止通訊、內容屏蔽等監管網絡安全的法例。
對於這些嚴厲的立法規管，有評論認為是一把「雙刄劍」，雖然可以打擊詐騙等犯法行為，但亦會限制了個人或機構等行為體的經濟自由或資訊流通自由，扼殺了公眾對於敏感議題的討論，因而不少國家或地區對於網絡監管的立法，有點「猶豫難決」。香港到目前亦沒有這方面的相關立法。
網絡詐騙 泛濫成勢
純粹從當前網上和電話行騙嚴重泛濫的情況看，及時作出有效監管，避免泛濫之勢進一步惡化，是必須的。最近，有跨國公司的香港員工，收到假冒英國總部首席財務官的釣魚信息，對方聲稱做機密交易，邀請各人參加一個有多人參與的視像會議，其間指示香港員工把共 2億元轉帳至多個銀行帳戶，後來發現受騙，騙徒通過人工智能「深偽」（Deepfake）技術，把參與會議總部各人的「影像和聲音」合成，行騙輕易得手；另外，網上「AI特首李家超」推銷虛假投資計劃，視頻幾可亂真。隨着電腦科技和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不斷進步，資訊的真偽往往難以分辨，而且大部分行騙都是由境外發起，無論政府如何立法，都無法把網上和電話騙案根治，將騙徒繩之於法，因此，唯一的做法，就是保護用戶。
從傳播虛假信息載體的網絡保護出發，就難免作出新加坡這種受批評為「專制」的《網絡犯罪危害法》嚴苛法例。不過，無論法案嚴苛到什麼程度，都很難把網上和電話騙案「清零」。誠然，苛嚴的網絡安全立法，亦有時會損及守法企業的信息推廣和營銷活動，但峻法的確像一把「雙刄劍」，並且也有無意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殃及無辜的人，關鍵是取得一個法律「平衡點」。
於太平狀況，在網絡上若大家都循規蹈距，守法自重，則苛嚴的網絡安全立法，確實有失諸於過苛之弊，沒有必要，但在網絡上犯罪行編如此猖獗的情況下，加上電腦及科技「深偽」的行騙手段以假亂真，發送虛假信息的傳播力量亦無遠弗屆，深入到社會和家庭的每一個角落，而信息「接收方」又無法有效「辨偽 」，使「平衡點」向「治亂世，用重典」的方向移動，若不在網絡監管上作出「箝制」，行騙行為大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甚至有機會走上潛在失控之路。
防網絡使用信任危機
事實上，當欺騙行為進一步惡化，最終會影響到網絡使用者對於網絡安全，以至網上的互動行為而漸次形成「信任危機」，公眾對於網絡使用的信任有所動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互聯網和電話網絡本身，有一個帶動經濟成長的功能，數碼經濟儼然成為全球各國力爭的發展優勢所在；同樣重要的一點是，「信任」是所有經濟和交易行為的基石，當「信任」在網絡和電話網絡上——目前人人上網與手機不離身，成為日常生活的必要工具，一旦人際間的信任受到損害，後果對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
因此，在適當或在「信任危機」形成之前，政府及時採取措施，令互聯網和電話網絡的安全使用得到保護，避免損及網絡和電話安全使用，以及保障在網絡和電話進行經濟交易的信心。目前立法進行網絡保護，只是紓解整個網絡安全問題的「一小步 」，在明確的着眼點上，排除那些較為露骨的虛假和詐騙信息，減少網絡騙案、減少受害人、減少金錢損失，但此舉顯然並不足夠。
立法之後再有下步
我們看到，中國內地在網絡安全上，已有內容屏蔽和網域屏蔽等監管措施，但電話騙案的受害人數目不少，可見任何立法進行電騙「清零」是不可能任務。除了立法這一「初步」，還需要有「下一步」，去提升用戶「自我保護」的能力。法律的保護，是「第三方 」施加給我們的保護，而法律保護能力無法全方位有效，因而用戶需要有效自我保護，這種自我保護需求，便有必要對電話來電者的身份有所掌握，筆者曾建議有關當局設立來電者登記的「白名單 」制度，讓用戶知道來電人是「誰」，從而建立起進行互動的信任和信心（有關論述，可參看筆者在本欄今年1月11日發表的文章，〈登記制辨電話行騙 白名單除信息滋擾〉一文）。
政商攜手制訂政策組合
事實上，這項白名單措施也不能徹底消除網絡行騙。譬如，有些詐騙行為通過推廣「賭博」的非法活動進行，由於有人「樂意」參與而中招，成為「配合」騙徒的「受害人」，這些案例反映，除了立法及設立白名單等措施外，亦需要教育行為體守法和警惕虛假信息的意識。在教育推廣方面，我們看到，無論政府當局如何宣傳，總有一些無法接觸到防騙宣傳信息的人，政府如何協助這些人，無疑也是重要的下一步。立法打擊顯眼的行騙行為，有助減少受害人的數目；設立白名單可再減少受害者的數目和範圍；設法協助到那些未能接觸到防騙信息的人，冀能再減少潛在的受害人數目，步步推進；與此同時，當局也可以考慮提高騙徒通過網絡媒體發放行騙信息的成本，政府與業界攜手合作，以政策組合，對付網絡和電話行騙，以避免互聯網和電話網絡的使用信任危機，演變成星火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