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信報》，2026年5月4日
員工應用AI 工作量不減反增
許佳龍
科大協理副校長（學術發展）；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筆者在本欄曾分析了AI時代貧富不均劇化的潛在隱患，數據顯示從1980年代開始，許多高收入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和意大利等的國民所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再次加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低位反彈，走勢呈現「U」型。
在AI時代除了貧富不均劇化的潛在隱患外，美國哈佛商學院兩位學者近日發表的一項追踪研究報告（AI Doesn’t Reduce Work—It Intensifies It）發現，AI 雖然提高了生產力，但也導致了員工的工作量不減反增，並造成「工作強度化」（Intensification）現象，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性「副作用」。
在這項為期8個月的追踪研究中，二人調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改變一家擁有約200名員工的美國科技公司的工作習慣，發現了兩個有趣結果。
員工工作「自我增量」
第一，起初，AI 的確提升了公司員工的生產力，員工的工作節奏更快，也做得更多，承擔了更廣泛的工作任務。這一點印証了筆者的觀點，即AI可以提升員工的生產力。由於得到AI的協助，加快完成了原來的工作，於是員工便可以騰得出時間，介入做更多任務，即「踩過界」做一些過往沒有參與的工作任務，因為人工智能讓「做更多」這件事變得可能、容易，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做多」還能為員工帶來內在的成就感。
對資方來說，這實在是「天大喜訊」——公司員工的生產效率提升，工作做得更多也更快，完全是一幅美麗圖像。不過，當兩位學者繼續追踪下去，發覺問題並非那麼簡單。
疲於應付工作強度化
第二，研究發現，當員工繼續這樣工作下去，多做了那些過去沒有介入的任務，漸漸「約定成俗」，成為「慣常做法」。然而，隨着最初成就興奮感覺消退，突然發現自我增量的工作，把工作任務範疇擴濶，工作量悄悄增加，開始疲於應對突然湧現的各種任務。這種工作量的累積，逐漸反過來導致了認知疲勞、職業倦怠和決策能力下降。
扼言之，員工利用AI提升工作節奏效率，做得更多更快，可以勝任擴大自己工作範疇所取得的成就感，這種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未能夠一直維持良好，而所處理的工作量，相較使用人工智能前更多，壓力也更大，雖則自動化節省的時間，原本就是為了減輕這種壓力，但最終卻令自己的作息生活平衡得不到優化，反而受到損害。對員工來說，這顯然不是一件好事。
白領員工傾向「愈做愈多」
調查結果反映，對公司而言，員工初期的生產力提升，可能往後會面對員工後來工作品質下降、人員流動和其他負面性問題的局面。哈佛學者提出，各方需要考量應對人工智能成功應用後，可能出現的後果。
這項追踪研究結果，與筆者的觀察相當一致。筆者發現，在白領工作範疇，當個人能力足夠完成處理工作任務，往往會繼續做更多，不斷擴濶工作邊界，最終員工負責的工作範疇增加，工作壓力也隨之增加，但同一時間，薪酬和晉升卻未必有效率地同步一致。筆者所見，很多大機構或公司的薪酬和升遷，都有一套規律程序，未必做到同步「衡工量值」的效果，員工的工作付出與薪酬回報增長往往不成正比，最終AI應用提升生產力所增值的分配，未必落到員工的層面，而只集中在企業的這一層；公司競爭力提升所得的增值部分，未必每個人都受惠，平等分配。
全面深入考量應用後果
因此，當AI應用愈來愈普及，我們要留意，人們的工作能力透過AI技術而得到提升，是否需要把這些能力，即從AI技術所得到的額外時間效率，只放到工作上，一味追求工作成就，而不關注一下自己生活作息的平衡？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文問題。事實上，有人着重生活作息的平衡，如西方社會員工的文化觀，一般注重作息平衡；但也有人傾向埋頭苦幹，如亞洲社會員工的東方文化觀，往往不排斥工作增量，因此，AI的應用，各持份方也需要考量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與作息平衡的價值觀異同，作出適當的政策或社會建設配合，避免因為有了高新科技，反而對人們生活產生更大的壓抑、令生活作息平衡受到負面性影響。
關於這一點，哈佛學者的論文也建議，與其被動地應對人工智能工具重塑工作場所，個人和企業都應該採取「人工智能實踐」——一套有意識的規範和流程，用於指導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何時應該停止使用，以及工作任務應該如何擴展（或不應該這樣擴展），以應對新獲得的能力。如果沒有這些實踐，人工智能輔助工作的趨勢，不是收縮而是加強，這將對員工倦怠、決策品質和長期永續性產生影響。
AI應用會產生什麼影響，各應用持份方需要全面深入考量。在這個考量的過程中，效率應用成本固然重要，但我們也必須關注文化習慣以至生活環境因素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