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2016

高層管理團隊的集體公民行為

LIU, Wu | LIU, Jun | 龔亞平

管理團隊是推動業務部門績效的關鍵力量。有無可能通過“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來提高績效即營收?

“上層理論”認為,管理團隊的特徵影響到戰略決策,而戰略決策決定業務部門的績效。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是團隊行為的一個重要特徵,往往證明能強化團隊績效,但在迄今為止的上層理論文獻中卻極少受到關注;研究重點往往放在較低層的工作團隊和學生團隊。關於集體組織公民行為效應,儘管團隊內部因素的調節效應已經得到研究,但外部因素的調節效應尚未有人研究。鑒於業務部門在外部環境中營運,而外部環境會嚴重影響團隊的有效性,這一現象令人意外。

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從個人的組織公民行為湧現出來,融合了認真負責、無私、禮貌、運動員精神和公民美德。集體行為可包括參加非必需參加的會議 – 認真負責;幫助其他團隊成員 – 無私;體恤團隊中的其他人– 禮貌;不抱怨瑣碎小事 – 運動員精神;以及對團隊的未來表現出關心 – 公民美德。在業務部門管理團隊內,成員定期持續彼此互動合作,來達到部門目標,創造條件使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湧現出來。這又有助於個人成員理解複雜的情景,影響他們的情感和動機狀態,並為特定情景下的適當行為作出指導。

研究團隊提出三個假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與業務部門的績效呈正相關;環境不確定性增強了管理團隊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與業務部門績效之間的正面關係,因此在環境不確定性高時,這種關係更強;團隊決策範圍增強了管理團隊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與業務部門績效之間的正面關係,因此在團隊決策範圍大時,這種關係更強。他們還提出這個問題:管理團隊的集體組織公民行為、環境不確定性和決策範圍是否互相作用,能預示業務部門的績效,因而在環境不確定性和管理團隊決策範圍都高時,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和績效之間的關係最強勁?

研究過程涉及收集一家大型中國電信公司數個業務部門的資料。研究人員先與各種業務環境中的業務部門高級經理舉行了訪談。在隨後的問卷調查中, 總計200名總經理同意參與;他們在財年即將結束時收到問卷,由他們發給其他管理團隊成員。一年後,研究人員通過電話聯繫總經理收集資料,並用總經理報出的總銷售額來衡量團隊的績效。

研究團隊發覺其三個假設得到支持,且問題中提到的互動也很顯著。管理團隊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通常會有益於業務部門的績效,而當環境不確定性或管理團隊決策範圍高時更是如此。當環境不確定性和團隊決策範圍都大時,管理團隊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對業務部門績效最有益。

該研究引入注目,因為它研究了全新環境即高層管理團隊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它還拓展了上層理論和研究。在該樣本中,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增加一個標準差,與業務部門銷售增加198萬美元相關。因此,研究團隊建議,管理團隊的成員應積極參與能展示認真負責、無私、禮貌、運動員精神和公民美德的行為。經理可以利用這些研究成果構建高績效的工作系統或高度程式正義的氛圍,促進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此外,要想從集體的組織公民行為中獲得更多收益,組織應賦予業務部門管理團隊更多管理自主權,特別是團隊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運營時。

龔亞平

Fung Term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Head, Chair Professor
Management